在1974年1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再次点名批判叶剑英抓军队运动不力，并指责他“走后门”，送子女当兵……叶剑英没与江青在会上争辩，而在当晚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
支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毛泽东，并不希望出现新的动乱局面，更不愿江青超出自己的设想，另搞一套。在反复掂量了叶剑英的“检讨信”后，于2月15日复信叶剑英：“此事甚大……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事后，未能得逞的江青、张春桥说叶剑英“用检讨的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心中忿忿，却又莫可奈何，这很能反映叶剑英高超的斗争艺术。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密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为了监视在军内具有极高威望的叶剑英，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也搬进由部队据守的西山，住在了叶剑英寓所的附近。叶剑英并没有借助他在军中的威望与王洪文公开较劲，而是表面上对他的接近不动声色，悠闲地吟诗散步，几天后却悄然转移去了玉泉山幽静的9号楼。王洪文发现后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搬到那里。汪说周恩来生前有交代，让叶剑英住他曾住过的9号楼。“四人帮”监视叶剑英不成，而一些粉碎“四人帮”的运筹就产生于9号楼。
叶帅自认自己一生总扮演收拾残局的角色
重掌军委后，他第一个向毛泽东提议请邓小平复出
范硕告诉我，在叶剑英回溯一生和“文革”往事之际，曾多次吟诵过广东潮州韩愈祠堂的一副楹联：“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争让昔贤留姓氏；把酒吊，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
叶剑英特别欣赏这副对子，是因为他自认自己一生总扮演这种“收拾残局”的角色。
1966年入夏以后，中国大地“夺权”潮涌，党和政府各层组织受冲击多呈瘫痪，社会秩序大乱。1967年初，毛泽东为对混乱局面加以控制，倚重军队，以“三支两军”(支援工业生产，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事训练)之名，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
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邀集几位老帅，于1967年3月召开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叶剑英在会上反复交代，毛泽东希望大家多反映情况，要与会者把各地遇到的各种问题全部反映上来。根据会上收集的情况，他有针对性地几次讲话，就如何看待“文革”，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做了明确指示。此为“文革”中叶剑英第一次收拾乱局。
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借设国家主席做文章，搅乱会议原定议程。洞察“副统帅”居心的毛泽东，深夜约赋闲一载又“放逐”湖南300天的叶剑英，到庐林一号深谈，随后委派以主管陈伯达专案的重任。翌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出逃，周恩来即刻召叶剑英负责善后和紧急军务，与他共同签发“紧急战备指示”。24日他又参与宣布对紧随林彪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隔离审查。中央旋即决定撤销由林彪、叶群、黄、吴、李、邱把持的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负责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的日常工作重归他主持。这可算是叶剑英“文革”中第二次出山收拾残局吧。
他重掌军委后，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动作，那就是向毛泽东提议请邓小平复出。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要求工作。毛泽东于接信后的一天和叶剑英相遇，把邓小平的信给他看。叶剑英看罢，当即对毛泽东说应该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随即对邓小平信做出批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邓小平复出的道路铺平了，而叶剑英的第一进言功不可没。
-粉碎“四人帮”后在9号楼一起吃饭时，华国锋向叶剑英流露了请他主持全局的意思，叶剑英听出了话中的潜台词，忙说：毛主席指定你做接班人，我们会全力辅助你
叶剑英“文革”中收拾残局最流光溢彩之作，就是在暗中剑拔弩张表面波澜不惊中解决了“四人帮”问题。对于其间细节，许多参与行动的人员都做过相当详尽的回顾，而范硕先生在《叶剑英“文革”风云录》中交代的行动尾声，则是以往的回顾语焉不详的：
“10月6日夜，玉泉山9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华国锋、叶剑英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大厅。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华国锋主持下，从晚上10点开到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整整开了一个通宵，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大计。由于紧急开会，与会同志开始还不清楚会议内容，甚至连李先念也不知道‘四人帮’已经解决。他下车时，叶办秘书王文理等迎来开车门，他关切地问：‘开什么会呀？叶帅身体怎么样？’会议接待人员看看来的人多，只好临时找椅子，与会同志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等的报告，真相大白，一片欢腾，有的兴奋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