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是四野的，1951年调到广州军区宣传部，当时称华南军区，叶帅是我们的司令员。我到那儿以后，经常写些东西，出席会议做个记录什么的，叶帅对我有点印象。后来写叶帅的传记时，经一位老领导推荐，就把我调来了，一干20多年。”
叶剑英第一次和自己传记写作组成员见面，表示愿意“配合”，已是1980年12月。他跟写作组谈了写传的宗旨，不要着重个人，要体现党的作用，要留一段可堪资鉴参考的真实历史。
耗时十余年，《叶剑英传略》、《叶剑英传》相继完成。但经历了此番写作，50余次聆听叶帅亲口回溯，使范硕觉得这种面面涉及的整传，反而面面都展不开，远不能反映叶剑英那沧海横流、多姿多彩人生。特别是遭逢“文革”跌宕，叶剑英和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人声息相应，挽狂澜于既倒，更少不得一部专著来展示。因此，从《叶剑英传》脱稿那一天起，范硕历尽沧桑，披阅十载，五易其稿，写就了《叶剑英“文革”风云录》。
不必为尊者讳。叶帅一贯忠实于毛泽东，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他曾是认真执行的。
“我这部书的写作，有相当大的难度，牵涉的若干史实，包括重大事件的细节，尚处在探索之中。对于重大疑难问题，只能提出我的一孔之见。”范先生说。
要真实地再现历史，就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范硕说：“叶帅一贯忠实于毛泽东，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他曾是认真执行的。对此，《叶剑英‘文革’风云录》给予了如实反映，这里我认为不必为尊者讳。”
例如，当毛泽东提出撤销派进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后，叶剑英接到周恩来关于考虑军事院校撤工作组的信，遂责成进入各军事院校的工作组撤回，这些军事院校随之回复到无政府状态；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跟着会议的步调，也做了批判刘少奇的发言。
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投鼠忌器的背景下，叶剑英以其坚忍和睿智，与林彪、江青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最顽强的抗争。1967年1月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他第一个震怒拍案，使“文革小组”揪斗军队干部的吵嚷偃旗息鼓；继而又于2月1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中央碰头会上，当面斥责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陈毅在会后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正是在叶剑英一拍案、一斥责带动下，才有了2月16日上演的“三副四帅大闹怀仁堂”的一幕。大闹怀仁堂”随即被定性为“二月逆流”。所幸的是5年后，毛泽东承认受了林彪的蒙蔽，“大闹怀仁堂”应该是“二月正流”。
江青点名批判叶剑英抓军队运动不力，并指责他“走后门”，送子女当兵。毛泽东复信叶剑英：“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毛泽东逝世后，为了便于监视，王洪文住到了叶剑英寓所的附近；而叶剑英回以一招金蝉脱壳，悄然搬入9号楼
范先生说：在“文革”特殊时期的多数情况下，叶剑英与林彪、江青等人的斗争，并不表现为正面冲突，往往采取迂回的巧妙方式。
中共“十大”后，筹备四届人大、新国务院人事安排提上日程。自觉羽翼丰满的“四人帮”，深感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是其插手组阁攫取权力的巨大障碍。借着毛泽东同意展开批林彪批孔子的运动，又夹进了一个批“走后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