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载风雨兼程，30年良师益友。自1991年相识以来，《经济日报》伴随我从一个银行县支行办公室职员成长为省分行办公室主任、《中国城乡金融报》山西记者站站长，促使我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从读者到作者的转变，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今撰写此文，祝贺《经济日报》创刊40周年。

　　从良师到益友

　　1991年，我被调到农行山西和顺县支行办公室从事文字综合工作，从一名教师改行为一名基层金融工作者，为尽快适应银行工作，除了经济金融专业教材，我把阅读《经济日报》等报刊作为自己熟悉了解国家经济形势、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更新观念、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一是读报。我每天都抽时间认真地把《经济日报》从头看到尾，自己喜欢的文字段落就用红笔划出来，精彩的句章更是摘抄在笔记本上。二是剪报。大家阅览之后，自己特地将理论专版、社论、评论员文章及经济时评等重点栏目中的好文章剪下来，贴到专门的本子上，注明日期、版别、专栏等，再编页码、写目录，便于学习。三是用报。日常文字工作中，每当因思路不清晰、政策依据不充分、形势判断不准确而不能快速完成任务时，我就找出《经济日报》剪贴本，根据目录查找相对应的文章，受到启发后很有效果。

　　多年的阅读经历使我认识到，《经济日报》有别于其他媒体，关键在于面对政治、社会、行业、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现象，皆能“从经济的视角观察，用市场的眼光分析，由发展的走向判别”，从而开掘出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的报道和言论，对我们从事基层经济金融工作很有开拓思路的作用。就个人而言，我虽然在金融部门，但银行的服务对象遍及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等，需要把握各行各业的政策、形势和发展趋势，因此，《经济日报》成为我最好的教材，成为我学习和工作的良师。

　　《经济日报》时常围绕经济改革与发展中众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重大事件组织系列报道，不仅能向读者揭示问题及现象，而且能通过理性分析，归纳出具有规律性、普遍性的论点和论据，从根本上解疑释惑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1993年，正当全国乡镇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之际，我所在的县支行发现个别乡镇企业在推进股份制改革中出现一个新情况：将亏损和银行债务挂账在原有企业，却将有效资产从原企业剥离出来成立新企业，最终导致银行贷款悬空。我受《经济日报》热点问题报道的启发，对上述现象进行调查，撰写了《乡镇企业改制要高度重视银行债权落实》一文，被省市分行、省市县党政部门的政务信息采用，并得到省委、市委、县委时任领导的批示，督促各级政府部门切实解决了相关乡镇企业改制中出现的银行债权悬空问题。

　　1995年，我被借调到农行晋中分行办公室。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工作范围扩大和工作难度增加，由此，《经济日报》不仅给我做好新的工作提供了新的帮助，还进而成了晋中分行领导干部的决策参考。当时全国供销社系统正推进“四放开”改革，我们发现，部分基层供销社在这一进程中将银行贷款挂于原有企业名下，却将清理库存得到的资金、新投资、承包柜台得到的款项尽数用于新的经营实体，导致银行债权悬空、产生不良贷款。借助县支行时期的工作经验，我从《经济日报》上阅读了大量有关供销社的改革政策、改制要求、试点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又相应查找到国家出台的《关于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乡镇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再结合本地供销社改革中出现的上述情况，整理出《部分供销企业在改制中悬空银行贷款》，先后被农行总行和分行信息、国务院办公厅政务信息采用和转载。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后，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组成了联合调查组，使供销社改革中出现的悬空银行贷款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2000年，我奉调至农行山西省分行，先后在宣传部、办公室从事文字综合工作。这期间，我不仅继续从《经济日报》获取金融理论和知识方面的智力支撑，而且在经济金融新闻的专题策划、报道采写等方面得到了很大帮助。我曾参加经济日报社组织的经济新闻写作培训班，密切了与报社、记者站的联系，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并被《经济日报》聘为通讯员，和不少编辑、记者老师成为了朋友。

　　从读者到作者

　　《经济日报》始终坚持用事实说话，善于挖掘事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总结提炼成功经验之中的理论意涵和经济规律，对推动经济发展和推广先进典型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0年前后，农行作为全国实施股份制改革最后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备受关注，服务“三农”的成效因而成为衡量农行能否成功上市的关键因素，全行上下都在积极探索服务“三农”的有效途径及成功案例，农行山西分行也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当时，媒体报道的“惠农卡”不惠农问题引起广泛注意：农行山西分行向农民发放了大量惠农卡，政府部门给予的惠农资金须通过惠农卡发放到农民手中，可由于农村那时已经没有银行网点，农民取款得往城里跑，而城市网点时常排长队，成了惠农资金惠及农户的一个梗阻。为破解这一难题，农行山西分行经深入调研，在晋中祁县、阳泉平定等支行推出并实施了“为每个农村布放不少于3部转账电话，为每个农户发放不少于一张惠农卡，争取地方政府部门支持为每户农民代理发放惠农补贴”的“三到工程”，即以“机到村、卡到户、钱到账”为目标的“小额支付村村通工程”，取得明显效果。实施3个月后，我据此采写了《农行山西分行推广惠农通工程成效显著》一稿，《经济日报》山西记者站刘兆林同志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核对事实，又专门和我一起进行了实地调研。稿件在经济日报内参《情况反映》刊发后，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时任省委书记和省政府领导同志明确要求：人民银行、银监局等部门积极支持农行山西分行在全省推广“小额支付村村通工程”。

　　密切跟踪重点事件，持续推进深度报道是《经济日报》的特色之一，也广受读者称道。经过努力，全省推广“小额支付村村通工程”达到了预期目标。2011年3月，我又和《经济日报》山西记者站记者深入不同地区采访调查，撰写了深度报道《农行服务“三农”进村入户》。这篇报道通过农民足不出户就能领到政府发放的各项惠农补贴、能在农村转账电话上取现、能通过惠农卡获得小额惠农贷款等一桩桩具体事例，进而挖掘出农行履行社会责任、创新金融服务、服务广大农民等方面的深层次思路及经验，在《经济日报》区域经济版刊发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农民日报、金融时报等主流媒体先后跟进报道，在全国形成较大反响，并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的重视。财政部金融司领导带队，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参与的调查组到山西调研，完成的《关于农行山西分行推行小额支付村村通的调查报告》获财政部领导同志批示，并上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

　　《经济日报》在推出系列报道的同时，还努力为积极服务“三农”、履行社会责任的商业银行搭建推介成功案例的平台。2011年12月29日，由经济日报社所属《农村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文化网主办，中央电视台承办的“首届中国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经验交流峰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人民银行、银联及相关金融机构领导参加会议，农行山西分行在会上荣获服务“三农”最佳社会责任奖。会议期间，我们还得到经济日报社社长徐如俊、副总编辑林跃然等的鼓励和指导，农行山西分行的“小额支付村村通工程”得以在更大范围推广。

　　在《经济日报》的培养下，在报社编辑、记者的帮助下，我成为《经济日报》特约通讯员，由一名读者成长为一名作者，每年能在全国各类媒体发稿100多篇。

　　从作者到学者

　　作为我的良师益友，《经济日报》还使我的理论水平和分析、探讨、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近年来，我运用现代市场经济及商业银行理论，结合工作实际撰写理论调研文章，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了30多篇，其中25篇获得奖励。

　　1998年，我运用银行商业化经营理论，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撰写的《银行资产负债不相融性和整合建议》、《运用数理分析方法探索银行储蓄存款提前支取及降低储蓄成本的思考》，被山西金融学会评为全省金融学术成果二等奖；2003年撰写的《“非典”突发，商业银行创新无接触模式金融服务的思考》、《法律约束下的银行金融产品创新路径探讨——对山西分行推行收费权质押贷款的思考》等文，在《中国金融》等刊物上发表；2004年撰写的《从案件集中爆发看银行操作风险成因与对策》被全国金融政研会评为年度学术成果一等奖；2012年撰写的《国有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模式探讨》，在《中国农村金融》等刊物上发表；2020年起草的《关于对阳煤集团寿阳开元煤矿债转股调查与思考》，被“农银投资”评为优秀调研报告并获得特别贡献奖。

　　2017年，我奉调至农行阳泉分行任行长，从事多年的文字综合岗位调整为经营管理岗位，于是更为主动地从《经济日报》的“理论前沿”、产业行业政策、焦点难点问题、形势研判等专版和相关报道中多方面获取智力支持，受益匪浅。农行阳泉分行探索出有效支持企业转型发展的服务模式，加大对太阳能等新能源领域的信贷支持，先后向盂县、平定等县的光伏基地建设发放20亿元贷款；推进煤炭企业经营结构调整，支持阳煤集团朝煤机制造、能源化工、物联网建设方向发力，特别针对　“一煤独大”状况实施债转股项目；加大对煤矿企业实行“三供一业”、社保改革，以及发放社保卡、代理社保支付结算业务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小额信贷、扶贫贷款，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均取得良好绩效。

　　经济日报社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创立并引领经济发展的主流媒体，现已发展成为以《经济日报》为主体，兼融中国经济网、手机客户端、微博微信报道及众多子报子刊出版社的全媒体阵容，将在新时代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成为更多受众的良师益友。祝《经济日报》继续引领潮流，和中国一起走向世界，越办越好！

　　（作者师占卿系农行山西分行原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