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高的地标建筑中信大厦落成后，中信银行迁入并拟开辟行史馆。1993年在美国首发2.5亿美元公募债，堪称中信40多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为了更形象地表现这段历史，中信银行工作人员联系到经济日报财金部负责对接中信的记者于泳，请他帮助查找当年的报道，扫描下来作为行史展出的内容。很快，于泳找到了《经济日报》1993年12月8日特刊第49期上的深度报道《CITIC：首闯华尔街》。他解释说，“这篇报道找到了，但作者没查到，问过社里几位老编辑，猜想可能是外部作者。”中信银行的工作人员一看署名，哑然失笑：“这是我们中信一位老同志。”随后，这篇报道的电子版被转发到我的手机上。看到自己近30年前的稿件，我不胜感慨，记忆的长河中又浮现出《经济日报》与中信集团之间一些令人回味的往事。

　　一 

　　今天的中信集团，当时的名号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倡议，由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一手创办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点和重要窗口，中央当时赋予中信的使命是引进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方式，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我们称之为“三个引进、一个探索”。在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中信得风气之先，不断推出各种开拓创新之举，发展速度很快。中信是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公司，《经济日报》当时也是国务院辖下指导全国经济工作的中央媒体，二者均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春潮之中，都直接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大局。

　　或许正是这一缘故，《经济日报》被“荣老板”格外关注，是秘书每天在他案头必放的报纸。改革开放之初，一些部门对中信的业务创新多有疑虑，“荣老板”为减少争议，在企业对外宣传上颇为慎重，主张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但中央重大经济决策出台之际，他却常会点名接受《经济日报》采访。许多年后我们整理“荣老板”的文稿，还发现一篇他与经济日报记者钱凤元谈治理经济环境、全面深化改革的访谈清样。有时，他还会找出《经济日报》上的某篇文章，要求公司内部就相关观点组织研究，回应业界关切。报社的摄影记者邓维给“荣老板”拍过不少照片，有一张他与江泽民同志在人大会议小组讨论时热烈交谈的片子，二人谈笑风生、表情生动，“荣老板”非常喜欢。

　　我1990年自海政宣传部转业进入中信，负责《中信人报》的编辑工作。这是一张版面不大的企业报，如何从多年熟悉的军队报道转到经济报道上来，我一时感到有些生疏和茫然，那时的主要学习对象就是《经济日报》。报纸上涉及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些优秀报道，读后都被我剪下来仔细揣摩研究，后来竟贴成了厚厚几大本。范敬宜总编辑写山东经济发展“秘密武器”的报道，还有《大连“小机”斗“大机”》、《开封何时能“开封”》等诸多新闻名篇，令我印象尤为深刻。记得那时编辑部的同事都抢着剪报纸，常常搞得当天《经济日报》刚上架，就已被剪得七零八落，后来不得不规定，报纸过一天后才能剪，以保证大家正常阅读。

　　中信与各媒体的联系，反映在一份对接记者的花名册上，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闻单位都赫然在册。当时，中信对接的是经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庹震和特刊部副主任毛铁、主任助理薛晓峰。他们都是报社的青年骨干，庹震还入选过“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他们身上充满了那个时代年轻记者特有的锐气，视野开阔，分析问题很专业，也很会聊天，热情而不失持重，在与企业交往中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和观点相近的见解。

　　相互熟悉以后，我们也常开开玩笑。有一次我对庹震说，和你认识能让人学个生僻字，这个“庹”字是啥意思啊？他平伸左右双手，笑嘻嘻地回答，古代人两手之间的距离就是一“庹”，差不多相当于五尺吧。我戏谑道，要是这么说，咱和《经济日报》之间还不到一“庹”呢。大家大笑不止。当时谁能想到，他在20多年后成长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党的十九大新闻发言人！

　　对接记者给予中信的帮助并不止于宣传报道。我负责的《中信人报》一度找不到合适的印刷厂，毛铁热心帮助联系了经济日报印刷厂。《经济日报》是全球首家采用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印制报纸的华文报社，及时解决了我们一直为之头疼的事情。中信组织通讯员和报道骨干培训，也是毛铁、李铁铮等记者前来授课，深受大家欢迎。庹震有一本《全天候记者怎么当》的小册子，还被我们选作通讯员培训用书。

　　二 

　　说中信在美发债是件大事，与改革开放之初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国情分不开。当时，“荣老板”大胆提出“借鸡生蛋”，引进国外资金用于国内建设。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中信成立伊始便以借款、发债等方式筹措外资，投放到一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上。那时却有人批评说，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用资本主义的钱呢？国家重点项目仪征化纤一期工程资金不足，建了不到一半便难以为继，眼看就要下马，“荣老板”建议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债券，救活仪征化纤。长期封闭的体制环境导致一些人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圭臬，反对的声音一度相当强烈。“荣老板”甘冒风险，力排众议、据理力争，表态“出了问题我负责”，才促成发债，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创造了国家重大项目基本建设的“仪征模式”。此举开新中国海外举债之先河，成为中国金融机构正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标志。由此，中信相继在东京、香港、伦敦、法兰克福、卢森堡、新加坡等地发行了10多笔债券，折合50多亿美元，在海内外引起很大轰动。这一进程，得到《经济日报》的持续关注和适时报道。

　　“荣老板”很早就洞察到，美国的资本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是全世界唯一可以筹措20年以上超长期商业资金的市场，非常适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他要求密切跟踪美国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变化，多做工作，并探讨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性。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中国企业在美发债的最大障碍——清政府湖广铁路债券案最终得到法律上的解决，对我国实行“制裁”的美国政府才逐步放宽限制，于1993年初同意中国企业的B股在美上市；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在这时提出，把进入美国市场筹资作为对外筹资工作的一项目标。中信领导层果断决策，抓住美元利率20年来最低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赴美发债。

　　首次赴美发债，困难之大今天难以想象，这里不必赘述。1993年7月28日，经历数不清的艰辛和曲折，中信公司终于在纽约完成了发行2.5亿美元扬基债的签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发行的第一笔公募债，也是自1911年湖广铁路债券在美发行之后，时隔82年由美国投资家认购的第一笔中国公募债券。这2.5亿美元，标志着中国外债发行的一次战略性突破。

　　从美国回到北京，中信公司副总经理兼中信实业银行行长洪允成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中信做了一件大事，你来宣传一下吧。”我问需要采访谁，他回答，“去找常先生！”

　　洪总说的“常先生”是时任中信实业银行行长助理兼资金部经理常振明，直到他履职中信集团总经理（后又出任董事长），“常先生”的昵称才渐渐被“常总”所替代。就在中信实业银行的外汇交易室里，他不时瞟一眼电脑显示屏上滚动的数字，和我谈了整整一下午。

　　赴美发债的稿子很快就突击完成了，标题是《中国第一家》，发在《中信人报》上。这时，洪总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咱们这朵花墙里墙外都得香啊！”他解释道，中信发债，海外媒体反响强烈，美国《国际金融评论》还把中信说成中国的“开路先锋”，但国内尚未见报道。他要求我联系几家有影响力的中央级媒体，特别提到了《经济日报》。

　　这个任务一下达，我第一个想到了毛铁，他是我在北京铁二中的同学，自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经济日报，我常听他津津有味地讲起各地采访中的种种趣闻，也读过他采写国测一大队的那篇得意之作《大地之魂》。来到经济日报特刊部办公室，我与毛铁顾不上寒暄，就向他仔细说明了中信赴美发债的来龙去脉。正忙于案头工作的他放下笔来，听得很认真，不时询及一些问题，并在本子上做些简略的摘记。快速浏览过我送去的稿件后，毛铁大约看出了我内心的忐忑，当场表示，“咱们不用说虚的话了，这事的分量摆在这儿呢，稿子基础不错，现在要想办法把它做得更深更好一些。”他特别提示，如果仅仅把这件事定位在中信第一家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为国家拿到一笔资金，并不能充分反映它的意义；小平南巡谈话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势不会改变，愿意把钱投向中国市场，这才是中信举债的价值体现。我们做深度报道，这层意思要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来。

　　根据老同学的建议，我将稿子又细细修改了一遍，在全文压缩和精炼的基础上，突出了小洛克菲勒、格林伯格等美方几位知名人士对于中信举债的评论，特别加入了对国家外汇管理局一位司长的补充采访，阐明这次举债的意义并不在于中信拿到了2.5亿美元，而在于中国时隔82年重新打入美国资本市场，它宣传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提振了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也为国家赢得了国际融资市场上的主动权。经过讨论，我们把文章的标题改为《CITIC：首闯华尔街》，“CITIC”是中信的英文简写，新的题目带有更强的文字冲击力。

　　好事多磨。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中信突遇一场意想不到的“超发风波”，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当时国务院对中信实行外债余额管理，多还多借，少还少借，总的限额是25亿美元。此次赴美发债，原计划发行1.5亿美元，由于美国资本市场非常看好中信债券，认购十分踊跃，收到的买单超过4.5亿。时任中信总经理王军当即自纽约致电国家计委，计委领导在电话中同意了2.5亿美元的增发计划。就在中信欢天喜地庆祝举债成功之时，有关部门人员以外债余额超出原有限额为由，认定此次中信违规，一纸报告送到了国务院。我心中暗自紧张：中信这一场白辛苦了？若如此，稿子肯定也登不出来了！原来，中信早期举债，日元债券占了很大比重，日元10年中大幅升值超过两倍，而外债管理用美元结算，这种计算方法导致中信的外债余额超出限定数字。王军总经理就此当面向朱镕基总理汇报，“超发风波”终于得以平息。

　　那期间中信向几家中央媒体发的稿子均未见反响，既不说用也不说不用，不知是否与“超发风波”有关。我去报社送修改稿时，将自己的担心悄悄告诉毛铁，他回答说，“报社内部认识一致，中信首闯华尔街，带了个好头，这种事不宣传还宣传啥呀！”大约是怕我不放心，毛铁还介绍我和特刊部主任李东东见了一面，虽然只是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却让我心里多了几分踏实。我一直记得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大意是：好的稿件不是你来找我照顾，而是我非要发出去不可，就像一个漂亮小姑娘，我非得买件好衣服给她穿上不可。那时候，范总编在我们心里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他这话一直让我奉为新闻宣传工作的至理名言。

　　《经济日报》果然不愧为中央大报，既有眼光也有担当。1993年12月8日，《CITIC：首闯华尔街》见报，薛晓峰通知我去报社取样报，我忙不迭奔向王府井。一看版面，排在报头之下，半个版的篇幅，很是提气。拎着50份报纸走出经济日报社大门，腰杆子不觉间都直了几分。

　　三 

　　这篇深度报道在中信内外都引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洪允成副总经理对我说，“让你去找《经济日报》，真是找对了！”组织赴美发债成功，也成为常振明职业生涯中令人称道的一个经典战例，几个月内他被连续擢升三级，由中信实业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提拔为中信公司协理，几次和我说起，要我向《经济日报》有关同志转达谢意。

　　发债所获2.5亿美元资金，中信投放于能源、交通、原材料、通讯等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建设项目。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商业行为，被载入中国对外开放的史册。中信首次赴美发债，连同报道此事的那张《经济日报》，很多年来都是中信发展史各种展览和陈列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首闯华尔街”，也几乎成了中信进军国际资本市场最为形象的标志性代称。

　　《经济日报》给予中信的鼎力支持远远不止此篇，那些年经过我手、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反映中信泰富股市资本运作的《纵横捭阖红筹股》、反映中信商业卫星发射的《亚星二号重圆太空梦》等等。这些深度报道的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富于探索和开拓色彩，有新鲜感，当时甚至带有一定的争议性，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后来逐步得到政策和市场认可，在发展中承担了先行示范的角色。

　　转眼之间，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伫足王府井大街，原来的经济日报社大院，早已被一大片鳞次栉比、花团锦簇的商业楼宇和店面所取代。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些记者、编辑，可能大都不在报社了，不少人退休了，也有些后来走向其他岗位。有一次，中信在广东中山地产项目的一位员工见义勇为，受到市委书记接见，材料报到中信总部，我一看照片，市委书记竟然就是当年的《经济日报》记者薛晓峰，多年未见，模样居然一点儿没变。时代发展，行业变化，人事更迭，一份报纸其实就是最好的记录。翻看当年的报道，犹如一次历史的穿越。

　　改革开放大潮滚滚，成长中的《经济日报》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也给我们这些亲历者带来过多少鼓舞、慰藉和期待！从一家企业的角度去观察和追记这张报纸的过往，虽然只是一个小小视角，但今天于我依然回味悠长。

　　（作者杨林，系中信集团党委巡视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