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8月27日讯（记者 马常艳）2020年，国际能源市场风云变幻，国际油价甚至出现了“史诗级”暴跌。中国与世界该如何应对能源大变局？8月25日，在中国新闻社和能源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上，十余位中外专家共商研议寻找答案。

　　中国高层近期多次提及，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国内大循环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提高内需比重；二是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韧性。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具体而言，这种开放要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变化及开放程度周期性变化，要更具有韧性、弹性和抗冲击性，要基于规则制度，并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基础性制度体系日臻完善，已形成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四大支柱”。一是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建设，二是绿色金融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三是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体系，四是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他介绍，目前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超11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1.2万亿元，世界第二。在绿色金融标准方面，中国正按照“国内统一、国际接轨”的原则稳步推进相关制定工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从长远看，低碳发展是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高碳发展无异于自我毁灭。过去我们总在思考世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世界给中国带来哪些机会、世界如何改变中国等问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新气候经济）联合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说，随着中国全球角色的变化，我们更多地去思考中国如何对世界产生影响。随着中国“十四五”的到来，非常期待未来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对世界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认为，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正面临二战以来的最大变化，其中有三条基本线索将对中国能源发展带来影响。第一是科技革命。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重塑全球竞争格局，成为影响能源格局的重要力量。新科技革命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机会。第二是全球化。在未来比较长的时间里，全球化会处于低迷状态，这对全球能源消费会产生较大影响。全球能源供需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油气产能可能会明显高于市场需求，这将有利于中国降低进口能源成本。第三是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复杂性明显增加，加剧了中国能源供给国际通道安全和能源安全供应的风险。

　　英国金融局前主席、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阿代尔?特纳表示，从全球看，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在技术上是完全可实现的。对发达国家而言，2050年是最晚的时间，发展中国家可能在2060年达到这个目标。对于未来如何实现绿色复苏，阿代尔?特纳给出四个建议。一是加快零碳电气化的投资；二是加强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数字化以及高科技经济；三是确保传统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支持绿色节能的城镇化；四是促绿色消费，要有更多电动汽车，以及更加节能的设备，“这些能够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也能够帮助中国在建设零碳经济方面发挥领先作用。”

　　“可再生能源价格已出现大幅下降，未来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将比煤炭更加便宜。”威廉与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主任、前美国气候变化特使乔纳森?潘兴说，要充分认识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当前，中国、美国、欧盟、印度全球碳排放规模最大的四个经济体，碳排放量已占全球总量的60%。 他认为，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炭为主，石油和天然气占比相对较小，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如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关系、科技创新进程等，这将使中国碳排放达峰平台期延长，低碳发展的节奏和力度也会发生变化。中国需要建立低碳目标，把绿色复苏纳入到中国经济复苏计划当中。他强调，“中国还是要向低碳绿色方向发展，这个总体方向是不变的。”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建议，当前应加快能源和经济低碳转型，战略措施主要有三点。一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十四五”期间高耗能产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先达到峰值，制订并实施二氧化碳排放的地区和行业达峰行动计划，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峰。二要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保持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进度，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三是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同时，加快工业建筑交通终端部门电力取代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利用。何建坤还提出，要加强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加快全国统一碳排放、碳交易市场建设，以市场机制和政府措施相结合，推进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表示，我国环保和能源转型方面确有成果，但不够稳健。一个政策如果长期有效，必须是有效率的政策，必须是社会成本较低的政策。徐晋涛指出，从长期来看，必须要找到社会成本较低的政策替代方案，从过去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的方式转变为以经济政策、市场政策等为主。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机制改革，让环境税等以市场为主导的环保措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非加强行政手段。

　　美国马里兰大学全球可持续中心研究主任里昂?克拉克表示，要实现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深度脱碳是重要途径。对此，他提出五点主要建议。一是要迅速实现电力脱碳，包括逐步淘汰燃煤发电等；二是在建筑、工业和交通运输中改用电力（如电动汽车）；三是通过更有效地利用能源、城市规划和改变生活方式来抑制能源需求增长；四是将二氧化碳储存在自然系统（如森林）或地下水库中；五是限制农业、工业和其他来源的非二氧化碳排放。在克拉克看来，要实现深度脱碳，加速非化石能源在电力行业中的占比尤为关键。若要实现这个1.5摄氏度温控目标，未来可再生能源发电需大幅增加，并成为电力供应的主要来源，占总发电量的60%至75%。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在复苏之中要避免重新搞钢铁水泥那种大基建，焦点应放在绿色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周大地认为，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要为国家整体发展和人民需求服务，要强调新的发展理念，尤其是创新和绿色。中国需要付出更大努力进行经济发展内容的转型。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相信，中国可通过能源革命增加自然资本，开辟财富增长新渠道和新领域。过去汽车、房地产等行业对国民经济起到重要支柱作用，在未来30年内，自然资本投资、绿色低碳转型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