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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缩小南北经济差距?大公国际:要“对症下药”

2020年05月15日 10:41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与此同时,我国北方地区的经济占比却在不断下滑,这种趋势在近些年变得尤为明显,“南北差距”已逐渐取代“东西差距”。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对各省GDP按照统一口径进行了修订,结果显示,我国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

  我国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1、我国北方“两高”产业占比较高,受环保政策及供给侧改革的影响较大;

  2、北方国有企业数量众多,社会责任与负担较重,南方民营经济发达,高科技和创新程度较强;

  3、我国南北方地理和气候条件存在差异。

  这其中,地理和气候条件是无法改变的,产业结构调整也需要较长时间,因此我国南北经济差距仍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若要扭转上述趋势,并将我国南北经济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则需要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以及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对此,本文提出三项政策建议:

  1、要加强北方和内陆地区经济的互动性与协同性;

  2、打破“唯GDP数量”的考核方式,加强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考核;

  3、继续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转型。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以此为基础对全国各省、区、市2019年的GDP总量进行了统一核算,并对2018年各地的GDP总量进行了修订。结果显示,与修订之前相比,我国北方大部分省区市的GDP都出现了下调,而南方则正好相反。这表明,我国经济版图的南北差距出现了进一步地扩大。

  一、近些年我国经济“南北差距”逐渐取代“东西差距”

  过去在谈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时,学者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东西差距,而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的推进和深化,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已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2019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要明显快于东部和东北地区。其中,东部省份只有福建超过了7%,而天津甚至不足5%,除福建外,只有河北、浙江和广东的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6.1%);中部省份中,除山西增速较低之外,其余5省均不低于7%;西部省份中,西南地区的表现非常抢眼,有3个省份都超过了8%,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的省份只有内蒙古、广西和陕西。此外,在“十三五”规划的最初几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都要快于东部地区。

  从经济总量来看,2019年我国东部地区GDP总量在全国的占比较2018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其中2018年各地区GDP总量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各省GDP进行统一修订后进行的加总。以上结果表明,我国东西差距已明显呈现出缩小趋势。

  除了东西差距外,南北差距近些年逐渐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热门词汇。我国传统的南北方分界线为秦岭——淮河线,北方包括华北5省区市(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和内蒙古)、东北3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西北5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以及河南和山东,共15个省区市,南方包括其余16个省区市(本文统计的范围不含港澳台地区) 。按照上述分类将我国2019年经济增速进行对比,则差距非常明显。

  我国经济增速呈现出明显的“南快北慢”局面,北方地区平均增速比南方低约1.4个百分点。在北方省份中,只有河南2019年的经济增速达到了7%,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山东甚至不足6%;反观南方,增速最低的海南省也达到了5.8%,这也是南方唯一增速低于6%的省份。增速达到或超过7.5%的省份全部位于南方,其中江西、贵州、云南和西藏甚至达到8%。和全国平均增速相比,北方增速偏低的省份有7个,其中天津、吉林和黑龙江明显偏低;持平的有1个,为北京;偏高的也有7个,但其中有5个省份增速都没有超过6.5%。南方增速偏低的省份有3个,其中上海和广西仅偏低0.1个百分点;持平的有1个,为江苏;其余12个省份均高于全国增速。

  从经济总量上看,2019年我国北方地区的经济总量占比进一步下滑至35.4%,其中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已下滑至5.1%。

  早在2016年,我国北方地区的经济总量占比就已下降至不足40%,到了2019年,这种趋势不但没有逆转,反而在继续扩大。目前北京市又在大力疏解非首都功能,淡化“经济中心”这一取向,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南北经济差距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第四次经济普查后全国各地经济总量的修订

  国家统计局按照第四次经济普查的结果对全国各省区市2018年的GDP总量进行修订后,北方地区除北京、河南和新疆外,其余省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调,而南方除了湖南和广西有轻微的下调之外,其余省份均为上调。

  从调整的数量和幅度来看,在下调的省份中,北方省份下调的数量和幅度大多高于南方,而在上调的省份中,情形则正好相反。

  国家统计局此次对各省GDP的修订一方面使各地统计口径得到统一,数据的可对比性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重复计算,使各省经济加总与全国总量接近,还可避免弄虚造假、数据注水等问题。如果把此次经济普查后GDP被下调视作“挤水分”,则上述结果表明,北方经济注水现象较为严重。天津、吉林、黑龙江和山东的下调幅度(下调数值与原数值之比)均超过10%,其中天津、吉林和黑龙江超过20%,天津甚至接近30%,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和宁夏的下调幅度也超过了5%;而在南方,只有广西和湖南出现下调,且下调幅度都很低,其中湖南仅下调0.3%,是下调幅度最低的省份,广西虽然下调3.6%,但这个幅度也仅高于湖南、陕西和甘肃。此外,有些省份已经不是第一次“挤水分”了。首先是辽宁省在2017年初承认其所辖市县在2011-2014年间存在财政数据和经济数据造假的问题;其次是内蒙古自治区于2018年初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近3000亿元,约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40%;紧接着天津滨海新区下调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3348亿元,约占该年地区生产总值的1/3。

  与“挤水分”相反的是,数据上调的省份表明其经济实力被低估,而上调的省份则大多位于南方。从上调的幅度来看,超过10%的有上海、安徽和云南三省市,全部位于南方,其中云南甚至超过了15%;上调幅度达到或超过5%的省份中,北方仅有北京和新疆,而南方则达到了7个。从上调的数量上看,安徽省是上调最多的省份,上调超过4000亿;其次是上海,上调超过3000亿;其他上调超过2000亿的省份还包括云南、福建、北京、广东、湖北和四川。上述省份中,除北京外,其余均位于南方,而北京市在上调的省份中也仅排在第5名,落后于同为直辖市的上海。

  三、我国南北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

  虽然第四次经济普查之后我国北方经济版图的比重进一步降低,但经济普查仅仅相当于“催化剂”,我国南北差距拉大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

  (一)我国北方“两高”产业占比较高,受环保政策及供给侧改革的影响较大

  和南方相比,我国北方地区地广人稀,很多省份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第二产业的能源结构偏向于煤炭、石油等,结构偏重,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占比较高,附加值相对较低。

  北方地区第一产业占比达到10%的省份有7个,其中黑龙江超过20%,而南方只有5个。在第二产业当中,虽然北方地区第二产业占比比南方低2.8个百分点,但天津、河北、山西、东北和山东等地大多为重化工业,其中山西省的第二产业长期以“一煤独大”著称。2013年冬季,我国出现重度雾霾天气,且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华北和东北地区更是此次雾霾的重灾区。为此,国务院于2013年9月颁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此后又相继提出“推进供给侧改革”和“打赢蓝天保卫战”。随着环保政策的不断加码和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北方省份受到的冲击更大,很多中小企业迫于环保压力不得不压缩产能,甚至直接关停,而南方企业受到的环保冲击则明显小于北方。分行业来看,我国北方省份2018年GDP的下调也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部分省份第三产业也有较大幅度的下调。

  除了天津市暂未公布2018年分行业的修订GDP之外,只有河南省第二产业表现为上调,其余省份均表现为下调,包括北京和新疆。河北、吉林和山东是下调幅度最为明显的三个省份,分别为19.6%、36.8%和18.2%,其中河北和山东也是环保重点监测省份。在第三产业中,除北京、河南和新疆外,青海省也有小幅上调,其他省份均为下调,其中黑龙江省下调幅度高达32.4%。此次修订之后,北方地区有9个省份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有所提升,但与全国(53.3%)相比,只有北京(83.1%)、吉林(53.7%)和甘肃(54.5%)第三产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值。

  相比之下,南方地区不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都是上调的省份较多。在已公布2018年分行业修订GDP的14个南方省份中,有9个省份第二产业表现为上调;除江苏之外,其余省份第三产业增加值均为上调,其中云南省第三产业上调幅度最高,达31.9%,安徽省次之,为27.7%。此外,尽管贵州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均表现为下调,但近些年贵州省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其第三产业上调的规模已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下调的规模之和,因此总体仍表现为上调。

  由于南方省份第二产业以轻工业为主,受环保风暴和去产能的影响比北方要小,而北方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则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且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转型,因此南方经济增速快于北方便不足为奇了。

  (二)北方国有企业数量众多,社会责任与负担较重,南方民营经济发达,高科技和创新程度较强

  出于历史原因,我国北方地区的国企和央企比例均比南方地区多,社会责任与负担较重。

  我国北方国企比例比南方高出0.5个百分点。分省来看,北方地区国企占比低于2%的省份仅有河北和山东,北京、东北和西北地区国企占比均比较高;而南方地区有8个省份国企占比低于2%,其中浙江甚至不足1%。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很大,但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生产过程大多依靠行政命令来完成,缺乏经济活力,同时很多国有企业还有社会职能机构,如学校、医院等,并要对上述机构及其人员进行大量补贴。整体来看,北方地区的社会负担偏重,经济活力也较低。

  相比之下,南方地区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民营企业数量较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南方经济更是如虎添翼,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通过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迅速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城市群,城市之间的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也愈发增强。此外,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全国数字经济发展前10名的城市中,南方占据9席,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都拥有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而在北方,除北京之外,很难再找出一个互联网企业扎堆的城市。总体来看,南方的经济活力高于北方,高科技和创新程度也强于北方。

  (三)我国南北方地理和气候条件存在差异

  1.南方地区海岸线广阔,交通便利,更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

  纵观当今世界上的特大城市,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城市无非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之一:一是沿海(或沿江、沿河)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纽约、伦敦等;二是行政中心,如北京、成都、莫斯科等,而东京则是两个特征兼而有之。沿海城市有利于开展航运,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因而有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属海共有四个,分别为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按照秦岭——淮河线来划分,则渤海和黄海位于北方,东海和南海位于南方。其中,东海和南海的面积较为开阔,深度也较大,有利于开展航运贸易,而渤海是我国的内海,相对较为闭塞,黄海也只有南侧与东海相邻,东、西、北侧均为陆地。因此,大型船只要想停靠我国北方沿海城市,就只有从东海进入黄海这一种选择,这意味着除了朝鲜和韩国外,其余国家的船只停靠我国北方港口的成本都要高于停靠南方港口,无形之中,我国南方沿海城市的外贸竞争优势得到凸显,并且开放程度越高,对南方越有利。这也是我国南方有很多沿海特大城市,而北方特大城市较少且大多为行政中心的原因。

  此外,交通的便利化也会产生“马太效应”。例如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实现互联互通,表面上看对欠发达地区有利,但很多事实表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和资金会加速流向发达地区,进而导致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更加严重,欠发达地区的边缘化程度更为明显。近些年我国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建设突飞猛进,其中高铁里程已超过其他国家总里程之和,而我国南方地区经济增速较快,活力较强,发达城市也较多,已大致成为上文中的“发达地区”,交通的便利化显然对南方更加有利。

  2.北方地区气候寒冷干燥,温差较大,会对部分行业造成不利影响

  和南方相比,我国北方地区气候干燥,冬季漫长且寒冷。从第一产业来看,由于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和适宜的温度,因而在土壤状况相同的情况下,在北方开展农业种植的成本要高于南方。从第二产业来看,北方部分地区(主要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和东北的部分地区)处于高寒地带,部分行业(尤其是需要在户外工作的行业)在冬季只能选择停工或停业,而南方受此限制的地区较少。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北方的经济发展速度。

  四、缩小南北经济差距的对策建议

  由于我国南北方自然资源、地理及气候条件等均存在差异,因此南北经济差距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个差距不能过大,且应当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目前我国北方经济总量已下滑至南方的一半左右,且人才和资金仍在向南流,这意味着南北经济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若要遏制甚至扭转这种趋势,则需要“对症下药”。

  (一)要加强北方和内陆地区经济的互动性与协同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贸领域的快速发展受到世界瞩目,很多人称之为“中国的奇迹”。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市场经济发育较早,并受海外商业文化的浸润,因此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资源配置更倾向于交易和市场,从而有利于实现互惠共赢,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和深圳)对周边的作用表现为正向。而在北方和内陆地区,中心城市(如北京、西安和成都)的特征几乎均为“行政中心”,其在资源配置方面多习惯于层级式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虽然容易调动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但中心城市对周边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并可能扩大区域贫富差距,甚至滋生不稳定因素,最终影响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加强区域经济的协同与合作,国务院和发改委已相继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和《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这标志着培育现代化都市圈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目前来看,京津冀是我国北方经济的龙头地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近些年也有所加速,但整体效果依然不明显。为此,首先要尽快弥补河北省的发展短板,将雄安新区打造成河北省的创新驱动引擎,且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也要相应跟进;其次,把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纳入三地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倒逼三地领导干部主动作为;再次,加强利益平衡机制的顶层设计,如产业转移的税费分成、生态涵养的补偿机制等。一旦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够取得成功,则上述成功经验可推广至北方其他地区,最终盘活北方经济,缩小南北经济差距。

  (二)改变“唯GDP数量”的考核方式,加强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考核

  国家推动区域经济协同与合作属于外部动力,而要彻底根除“诸侯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还需要通过激发内部动力来实现,即改变“唯GDP数量”的考核方式。在“唯GDP数量”的考核方式下,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收益矩阵类似于“囚徒困境”,地方保护主义是各地政府的最优选择,甚至不惜以邻为壑、损人利己。

  改变“唯GDP数量”的考核方式并非不再关注GDP数量,而是将GDP数量与其他指标一同考察。一方面,中国目前已处于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淡化对GDP数量考核的同时加强对GDP质量的考核,这样有些注水的GDP便可不攻自破;另一方面,可以在我国北方和内陆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进行试点,从单纯考察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转变为考察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合理设置区域经济联动性的考察指标,并以此作为官员考核和晋升标准,这样才能够激发地方政府合作的内在动力,进而增强北方和内陆地区的经济活力,缩小南北经济差距。

  (三)继续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转型

  北方国有企业数量众多,因而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转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也沿着市场化方向进行改革,特别是近些年我国国企改革动作频繁,例如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在一系列举措之下,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企效率也较过去有大幅提升。但在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还面临以下问题:一是我国跻身世界500强前列的国有企业几乎都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如四大银行、三桶油和国家电网等;二是国有企业的创新性、核心品牌与核心竞争力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为此,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之外,国有企业在进一步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光要“去行政化”,还要树立企业家精神,逐步转变思想方式和经营理念,制定合理的容错机制,为探索创新提供空间,同时严控质量标准,从而有利于树立核心品牌,锻造核心竞争力。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北方地区的经济活力也将随之增强,进而缩小南北差距。

  总体来看,不论是加强地方政府协同、改革GDP考核方式还是进一步推动国企转型,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短期内南北经济差距仍有可能继续扩大。一旦上述措施取得成效,则长期来看,北方的经济比重有望逐步恢复至40-45%左右。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李冰晖)

(责任编辑:马常艳)

如何缩小南北经济差距?大公国际:要“对症下药”

2020-05-15 10:41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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