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度超过03年SARS疫情

　　理由如下：

　　1、经济结构不同。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服务业占比由03年的40%左右上升至超过50%。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特点是规模效益不明显，受冲击后恢复缓慢，很难通过大力度投资提升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同时由于补偿式消费力度有限（例如人们不可能因为几个月没有理发就一个月去剪几次头，也不可能因为春节没有聚餐而一天吃6-8顿饭），加上收入下降导致消费能力下降，此次对服务业的冲击难以在短期内抚平。

　　2、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在经历了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中国和亚洲经济在2000年前后开始复苏，加上2001年末中国入世极大地拓展了国际市场，使得中国进入经济上行周期。03年非典疫情爆发时，1季度经济增速达到11.1%。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经济增速进入下行阶段尚未见底回稳，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无疑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3、国际环境不同。非典爆发时，全球化正处于深入发展阶段，世界各国总体上对待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态度是开放的。2003年世界名义出口贸易额比2002年增长16.1%。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尤其是美国、欧洲针对中国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加码。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2.6%，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弱的一年，预计2020年国际贸易增速仍将保持在3%左右的低位。国际经贸环境的恶化，对经济复苏极为不利。

　　4、房地产市场形势不同。200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供需两旺时期，当年1季度住宅投资完成额增长21.1%，办公楼投资增长44.1%，商业用房投资增长21.2%。而近两年以来，随着各地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的一再加码，房地产市场进入平稳期。2019年12月，住宅投资增长13.9%，办公楼投资增长2.8%，商业用房投资增长-6.7%。而房地产由于产业链长、市场规模庞大，对固定资产投资有着一般行业难以比拟的吸纳力。房地产市场的萧条，使得中国更难以通过加大投资来促进经济回升。

　　5、暴发区域不同。此次疫情从武汉暴发又蔓延至湖北全省，武汉历史上就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地处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十字交汇点，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而非典时期疫情发生于广州，北京随后成为重灾区。广州虽然也是经济重镇，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及武汉；北京市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但不是经济重心，两地对经济的影响力均不如武汉和湖北。

　　6.传染力不同。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起点差不多都在上年的12月初，但是传播情况大不相同。2003年3月6日北京发生第一起输入性病例，而新冠肺炎疫情1月下旬就传播至全国大部分省份。到目前为止，感染人数和病死人数已经达到非典时期的15倍和6.2倍。因此而实行的封市封村封路的防疫措施，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由此导致相当数量工厂停工，消费断崖式下跌，对经济的冲击力也是前所未有。

　　综上，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力度不可小觑，即便在疫情已经出现拐点，理想状况2月底基本控制疫情蔓延，也不等于可以顺利复工和恢复正常经济秩序，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有关建议

　　1、对疫情影响进行测算。一是用情景分析的方法，估算疫情结束集中情境下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二是估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包括失业、物价、社会影响和金融风险。

　　2、针对不同情景制订应对预案，做好应急准备，有效管控风险。对近期已经出台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应加以评估。从财税政策看，还应加大力度，包括发行特别国债，加大地方债发行力度等；从货币政策看，可以考虑降息、加大货币投放力度；从金融监管政策看，应加大对不良率的容忍度，支持企业贷款展期，加快不良资产核销。

　　3、从中长期政策取向看，应加快推进重大结构性改革。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管理、社会治理、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此次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提示我们，唯有继续深化改革，下决心在关键领域改革取得突破，才有可能有效防范下一次可能的危机。为此，需要组织力量，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方略及其推进落实情况进行分析，排出重要领域改革的先后顺序，研究具体改革措施和路线图。

　　4.加大对小微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在特殊时期，小微金融机构遇到的困难和压力远大于大中型金融机构，需要给予特殊支持政策。例如支持小贷公司等享受地方对金融机构的支持政策、支持小微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适度允许放大杠杆率、扩大小微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等等。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本文是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