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鹰：文化自信与诗性表达

　　中国文学从未停止过为中国人提供心灵指引的步履，一直都在丰富着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壮大着新的文学创作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著名学者费孝通认为，文化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维持着国家与民族的共同经验。文学作为这个“象征体系”与“个人记忆”中最具感染力和生命力的部分，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国民认识自己、确证自己和壮大自己的精神养分。中国文学从未停止过为中国人提供心灵指引的步履，一直都在丰富着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壮大着新的文学创作自信。

　　诗性或诗意被作为文学和艺术最高境界之一，衡量着创作的品格与水平。诗性与文化自信有天然性联系，在于文化关乎人类精神世界的成长。文化自信是最根本、最基础、最深厚的自信，反映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积极践行，体现了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诗性作为对本民族文化积淀的升华，说到底是文化的厚积薄发，是对本民族文化高度信念和信心的坚守。越有文化自信，就越有勃发与增强诗性的自觉。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活动，需要文化底蕴的支撑，需要有对生活、世界与人的充分认识与感悟。这些感性体悟的积累，有助于文化自知之明的获得，有助于自己民族及文化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特色和发展趋向的清楚认识。而自知之明是提高文化创造、转型、革新自主能力，增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强大自觉，有助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开拓更大的精神自主疆域。

　　有学者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个中国人，只要学会中文，能够使用一两百个成语，他就会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比如与人为善、自食其力、推己及人、同舟共济等等。就是因为中文是中国人历史文化的承载，这些成语也好，语言表述方式也罢，是文化积累，是文化自信自豪的底气。我们国家丰厚的文化积淀是当代文学表达的坚实前提，可以极大拓展表达的疆域，助推作家思想、声音、态度的自由飞升。

　　诗性是作家的独特领地，作家作为一个民族的感觉器官、思维神经与智慧的瞳孔，从情感、感觉、思想、灵魂等方面守护所属民族的精神成长。诗性意味着立足于现实且对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做的就是升华的工作，不是直接描摹克隆，更非现实翻版。诗人艾青说过：“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好的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作家的“心象”，是对现实的超验。过度的和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所谓故事如何吸引人，注重情节的狗血，缺乏或者忽略将作品进行艺术的提纯，将现实化为艺术，搭建不起现实通往艺术的桥梁，作品则只能沦为平庸。

　　诗意或诗性意味着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意味着创作者找到了进入生活的通道，以自己的创作安放了自己的声音、色泽和语调。即使再活生生的生活，再为大众所关注的社会现象、轰动性新闻，假如离开了作家的独特视角、处理方法，离开了那些吸引他创作的生活在头脑中的反复发酵、充分吸纳，也无法化为富有个性、可被接纳的艺术化现实。诗性化追求就是化生活为个性化表达，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意蕴。如果偏执地沉溺于故事情节，迎合大众浅表化的猎艳猎奇，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必然丧失。

　　有抱负的作家关心人的精神层面，要为人类的未来考虑问题，以文学为人们仰望星空提供一些参考或者动力。文学创作涉及人的精神安顿和灵魂幸福，以庄重的榜样预示未来，避免由于我们不对未来有所设想，不超越当下具体的利益，而造成眼光的短视，以及精神的枯萎与封闭。鲁迅所主张的疗救人的灵魂，他所说的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人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就是要让人们获得摆脱卑琐、奴性和目光短浅的勇气。巴金以自己的创作叙说信仰的力量，讴歌理想、赞美未来，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太阳、星光、明灯、圣火等充满光与热，能给人带来信心与力量的形象，就在于他对人类有大爱，对世界有大悲悯，他永远有滚烫的诗心。

　　好的文学永远不陷入从生活中所见即所得的狭隘，不陷入粗俗化的鄙陋。不失去诗意的色彩，才能够发挥文学滋养人精神的作用。以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不可能使人感悟到“美”和“诗意”。从生活出发、脚踏实地，立足自己国家、地区、乡村面临的现实是重要的前提，把实实在在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讲述出来，同时也需要强调，一定要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向瞩目，向世界贡献独特的声音和色彩，给人以理想的烛照，给人以希望与信心。文化自信正是这些声响和色彩的强大依托。 （作者系《文艺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