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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高:西方经济学理论别照搬

2017年02月07日 07:09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张 忱

    人物小传

  徐高,生于四川成都的“70后”,现任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之前还曾任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瑞银证券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兼职经济学家等职。徐高拥有北京大学颁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要非常小心,一定要看清理论运用的边界。若与经济的实际情况发生明显偏离时,理论结论就往往不适用于中国经济。

  经济政策是在现实中加以运用的,必然面临着种种现实约束。因此,需要客观地分析不同现实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现实约束下找寻最优的可行方案,而不能过于理想化。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曾是个典型的工科生,起初在西南交通大学学习交通运输工程,随后他转学经济并投身于宏观经济研究。

  如今,面对复杂的中国经济,他将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在众说纷纭的经济讨论中,他不人云亦云,敢于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

  1月中旬,《经济日报》记者对徐高作了专访,听他谈自己一路走来的感悟。

  “学生不能怕老师”

  徐高坦言,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起步并不算早。在工科领域读到硕士阶段之后,徐高的涉猎越来越广泛,遇到的与现实相关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满足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解答。

  “比如说,为什么水的用处很大,价格很便宜;钻石的用处很小,价格却很昂贵?我以前看到过一些解释,但总觉得它们不能真正说服自己……”

  在困惑中,徐高与经济学不期而遇。“当时读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用边际效用递减的逻辑,简单清晰地就把这个问题解释了。”

  经济学强大的解释力,深深吸引了徐高。他决定投身于这个对于他来说全新的领域,当时几乎唯一的选择就是考博。时至今日,徐高仍然记得博士生面试时,导师陈平所说的话,“学生不能怕老师,而要超过老师,这样科学才会进步”。

  那次面试之后,用徐高的话说,他“很幸运地”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在陈平教授以及霍德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等名师指导下,正式走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

  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徐高与陈平在一些观点上出现了分歧,甚至还有过争论。他说:“陈老师从来没有因为观点差异而打压我,反而对我的独立思考十分赞许。能够以这样宽广胸怀的人为师,是我的幸运。”

  穿透模型看经济

  毕业前不久,徐高得到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处兼职的机会。“这段经历改变了我。”

  在那里,徐高发现,尽管自己经过了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修过了大量经济学课程,但这些理论似乎与现实相距甚远。面对真实世界的种种现象,自己分析起来还是难免泛泛而论,感受不到所学知识在现实运用中的力量。他开始愈发不满足于仅仅沉浸于学术象牙塔中,并开始思考霍德明教授所说的,“经济学不仅是数学模型,更重要的是理论背后的‘故事’,以及理论带来的穿透现实的洞察”。

  自此,徐高开始有意识地把抽象理论和具体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不断地追问经济理论能够解释些什么,而现实问题又能用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

  获得博士学位后,徐高进入世界银行北京办公室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日益感受到了舆论对于宏观研究的关注,他对经济的复杂情况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他说,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要非常小心,一定要看清理论运用的边界。西方经济学发源及发展于西方,已经把一些西方经济的特点当作隐含假设包括其中。当这些假设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发生明显偏离时,理论结论就往往不适用于中国经济。

  比如,他关注到所谓的“中国消费之谜”。根据西方宏观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中不应该出现消费不足、投资过剩的问题。因为投资来自于储蓄,如果投资回报过低,消费者会倾向于更多消费、更少储蓄,从而将更多资源配置到消费上。由于西方国家企业多为消费者所拥有,当投资过剩时,作为股东的消费者也会向企业施压,令企业减少投资,将利润分红给消费者。这样的市场化机制保证了经济中消费和投资会根据投资回报率的变化而自动调整,不会长期存在储蓄过剩的问题。但中国恰恰就长期存在上述结构性问题。“按这种理论来直接分析中国现实,那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中国人太爱储蓄了。”徐高说。

  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关键在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有一个重要隐含假设:无论是经济中的居民储蓄还是企业储蓄,归根结底都是由消费者的储蓄行为所决定的。这符合相当多西方国家的情况,但和中国的现实不符。”在徐高看来,目前中国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储蓄者不是消费者,“比如国有企业部门,消费极少,分红有限,其大部分收入都会刚性转化为投资”。这类储蓄者的储蓄行为不会因为储蓄及投资回报率的变化而调整。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投资及储蓄过剩、消费不足的关键原因。

  看来,如果不考虑到理论的隐含假设,硬套中国的现实,就容易产生方枘圆凿的困惑。

  约束下寻最优解

  在世界银行工作了两年多之后,徐高先后进入瑞银和光大证券等商业机构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进入商业机构后,最大的不同是节奏更快,离市场更近,因而,总能感觉到市场的脉动,也能感觉到市场在推着自己不断往前进。”

  随着对现实研究的深入,徐高发现分析经济问题必须要实事求是,才能得出接地气、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经济学有各种各样的模型,但其核心都是理性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之下的理性选择。”在中国经济的现实中往往面临许多在西方经济中并不存在的约束条件,因而也就产生出了与西方很不一样的行为和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西方理论硬套过来只能产生许多错误的认知。

  譬如说,经济学证明了在理想的状态下,市场能够形成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但这种最优的结果是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来保证的,比如没有外部性、没有预算软约束问题等。在这些前提条件不能完全具备时,落实具体的改革举措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针对目前热议的产能过剩问题,有观点认为,让那些过剩产能企业倒闭,市场就能出清,资源就能得到合理配置,进而实现消费转型的结构调整。徐高分析,“实际上,在消费者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比重偏低等问题解决之前,放任企业倒闭并不会自动增加居民消费,也无法真正实现市场出清”。

  “经济政策是在现实中加以运用的,必然面临着种种现实约束。因此,需要客观地分析不同现实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现实约束下找寻最优的可行方案,而不能过于理想化。”徐高认为。(经济日报记者 张 忱)

(责任编辑:梁靖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