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那事]王印祥：播撒生命的希望火种

    人物小传：

　　王印祥，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科学家、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主持完成了国家一类新药“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用于肺癌治疗，并于2011年上市，是中国第一个小分子靶向抗癌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国家专利金奖。2015年，他创建由贝达及数家VC联合投资的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专注于原研药的研究开发。

　　2016年11月7日，伴随着上市钟声，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创业板，贝达药业的核心产品名叫“凯美纳”（学名盐酸埃克替尼），是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靶向抗癌新药，于2011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批准上市，结束了我国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曾称赞这一成果“堪比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

　　截至2016年上半年，服用凯美纳的患者人数超过了10万人。凯美纳的研发团队出自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团队的核心就是王印祥博士。

　　学海摇橹

　　1980年王印祥高中毕业，本着只要能被学校录取、把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原则，他填报了当时甚为冷门的卫生专业。入学后他才知道，卫生专业毕业生将来要到防疫站工作。毕业后王印祥被分配到河北邯郸地区卫生防疫站。防疫站的工作很接地气，下煤矿、进工厂是家常便饭，工作相对固定也相对单调。“那时候感觉预防医学工作像行政工作似的，和我当科学家的梦想相差甚远，于是萌生了考研深造的念头。”王印祥说。经过几年的准备，他如愿考上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专业是毒理学。那一年，他24岁。

　　已经成为毒理学研究生的王印祥，他的日常研究工作包括给实验动物喂各种药物，然后监测肝功能、体重变化，再作毒理分析等。这个时期，分子生物学刚刚在中国兴起，听到分子生物学专业的同学整天谈论“基因”“克隆”等话题，对生命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王印祥被深深地吸引。他意识到，分子生物学专业才是他想做的科学，于是决心将研究方向转向分子生物学。1993年，王印祥考入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开始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随后到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他不曾想到，这一去美国，整整用了10年。

　　抗癌新药

　　上世纪90年代，肿瘤的药物治疗仍然以化疗药为主。这些药物的一大特点是除了能杀死癌细胞，也能杀死正常细胞，毒副作用非常明显。怎样才能找到只杀伤肿瘤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没有影响的药物，是当时学术界的研发热点。

　　经过多年研究，科学家发现慢性骨髓型白血病是罕见的BCR-ABL融合蛋白激酶引起的，这个染色体突变早在1960年就被发现了，叫作费城染色体突变。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学者巴尔的摩克隆出这个基因。1999年，王印祥到耶鲁大学做博士后，他的博士后导师就是巴尔的摩的学生。王印祥跟着导师的项目也投入到肿瘤和激酶的研究。激酶抑制剂，正是靶向抗肿瘤药研究的起点。到2001年，诺华制药生产的格列卫获批上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靶向抗肿瘤药开始造福成千上万患者。

　　在一次留学生派对上，王印祥与马里兰大学的医用化学博士张晓东相识。交谈中，两人都认为靶向药物开发大有可为，决定一起创业，开发新型的靶向抗癌药。王印祥负责生物部分开发，张晓东负责化学部分设计。在美期间，王印祥与多位投资人接触，希望拿到天使投资，但是收效甚微。后来王印祥与同学丁列明谈起这个项目，意外地引起了丁列明的强烈兴趣。丁列明也是学医出身，加上与王印祥多年的朋友关系，他决定投资这个新药项目的研发。2002年底，丁列明在杭州注册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支持王印祥团队的新药研发。两个月后，王印祥辞去美国的所有职务，回国创业。

　　创业之路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回国后，王印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租下30平方米的实验室，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化学药剂的合成往往需要多个反应才能实现，每一步都需要不同的设备。比如合成中间一步的反应需要氢加压环境，由于氢气加高压后危险性较大，当时整个北京市都找不到这个反应釜，王印祥只好带人到河北廊坊，在一个用水泥搭建的氢加压的釜中完成反应试验。在廊坊做完反应后，在外租的药厂车间做下一步反应，才能最终合成出药品。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欠缺，新药研发的高额投入和风险，国内的药品企业都以生产仿制药为主。2004年到2007年是中国仿制药申报高峰期，那时几万元钱就买得到一套资料报审。王印祥去药审中心答辩时，完全按照学校的思路详细讲解，参与评审的专家非常惊讶：国内竟然还有这样的公司去做这样严谨科学的项目。2006年7月份，公司顺利拿到了临床实验批文。

　　Ⅰ期临床实验要选择一家权威机构，王印祥思来想去最终选择做临床实验最严格的北京协和医院。当他打通协和医院伦理委员会主任单渊东教授的电话时，对方的回答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我们不接不靠谱的小企业课题，影响声誉。”医院一些科室甚至在医生办公室门口贴告示“医药代表谢绝入内”。王印祥没有放弃，他找到单渊东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单老师，请您给我20分钟时间介绍一下我们的课题。如果您听完了还是不能接受，我转身就走。”没想到，这一聊就是一个半小时，单渊东听后决定把临床实验报告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核。事后，单渊东对临床药理中心主任胡蓓说：“贝达那个老总不像一个商人，像个科学家。”

　　新药攻坚

　　药品研发进入临床实验阶段。虽然王印祥与团队精心设计方案，但毕竟是第一次，临床实验并不顺利。第一例患者服药5天后，从卧床到能做家务，症状明显改善。可是，到了第四位患者，给药一星期后出现呼吸困难。临床实验陷入停滞，医院内部甚至有人提出不应该接受国内药企的实验，大范围的质疑声随之而起。无奈之下，王印祥找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孙燕和石远凯、张力等专家前来会诊。专家们在调取资料后认为，这是国内第一个靶向抗肿瘤药，是否可以1例1例患者入组，观察1个月后再入组。

　　到Ⅲ期临床实验阶段，对照样本又成了争议的焦点。美国的罗氏制药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都是用安慰剂做对照，王印祥认为，用安慰剂对照不足以显示凯美纳的疗效，他们最终决定用阿斯利康生产的同类药物易瑞沙与凯美纳做临床对比试验。在实验机构方面，他们还跑了27家医院自己做质量监控。如果一切顺利，2009年1月份，27家医院将同时启动Ⅲ期临床实验。不料，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谈好的投资人纷纷表示项目投资暂停。此时购买对比药剂易瑞沙需要大量资金，一旦临床试验终止，前期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凯美纳的命运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危难之时，杭州市余杭区政府雪中送炭，提供1500万元资金支持。随后贝达医药的大股东分头筹资借款，礼来亚洲基金又投入500万美元，加上科技部“863”计划和“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新药专项支持，凑够了所需资金。

　　2010年5月份，凯美纳Ⅲ期临床实验结束，结果如大家所愿。双盲实验结果显示：凯美纳的疗效与进口药易瑞沙不相上下，但是副作用却小很多。2011年，孙燕院士代表项目课题组在荷兰世界肺癌大会上作报告，这也是国内自主研发的新药第一次登上国际学术会议讲台。随后，《柳叶刀》杂志主动邀请课题组撰文，公布了凯美纳的临床实验成果。2015年，凯美纳研发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作为全球第三个、亚洲第一个治疗晚期肺癌的靶向抗癌药，凯美纳自上市以来造福了数以万计的患者。贝达药业自2011年开始，对服药半年后依然有效的患者实施免费赠药。

　　2012年，王印祥在贝达药业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写了下面一段话：每个承载使命的伟大商业机构都想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丰碑，我们的丰碑是耸立在每一个精心研究合成的分子和凝结着成百上千科学家、医生和患者心血的一粒粒微小的药片——那是为饱受疾病痛苦的人带来生命希望之光的火种！（经济日报记者 于 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