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 甘肃宕昌县哈达铺镇。 经济日报记者 李琛奇摄 图② 四川古蔺太平渡渡口。 经济日报记者 温济聪摄 图③ 贵州黎平县红军桥。 经济日报记者 袁 勇摄 图④ 福建宁化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广场。 经济日报记者 薛志伟摄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10月10日的那个傍晚，红军战士们齐聚甘肃会宁，举行了庆祝会师联欢会。雀跃的心跳，回荡至今。
喋血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嘉陵江、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攻占腊子口、直罗镇战役……600余次战斗，平均每天74里，跨越15个省份，长征有讲不完的红军故事，唱不尽的长征精神。
一段征程艰苦卓绝，一种精神气贯长虹。
回首8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壮举，如果说坚定的革命信念是红军胜利之根，那么，铁的纪律则是红军胜利之本。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红军才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历史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字当头，加强党的建设，依靠各族群众，这是长征胜利的关键所在。
长征奇迹的“最强大脑”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如是总结。
条条江河，激流汹涌；崇山峻岭，陡峭险峻；茫茫草地，沼泽密布。而跟党走，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力量源泉。
“只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但前路迷茫，生死未卜，更是当时的现实情况。然而，不管战争环境多么残酷，自然条件多么恶劣，党的领导让无数红军战士坚信，只要跟党走，就会有前途。
红军战士方国安这样回忆：“长征中，不管情况多紧急，部队多疲劳，党的组织生活一直没有间断。”
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讲，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而当时红军官兵中的党团员要远远低于这个比例。
长征中，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围追堵截，广大党员干部始终身先士卒，以模范带头作用影响和带动红军战士战胜艰难困苦。
在红六军团有这样一个故事：7名红军战士挖来一些野菜充饥，为鉴别是否有毒，决定召开党小组会选一人试吃。会上，大家争着完成这个任务，最后以投票方式，选出身体状况最好的陈云开尝试。尝到第七种野菜时，陈云开中毒昏迷，幸好被抢救过来。战友们靠着他试出的无毒野菜，走出了草地。
“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行进中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从苏区出发时，谁都不知道长征的落脚点在哪里，战略转移何时才能结束。
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寻找答案的途径，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决策。
民主和集体决策，是红军战胜艰难险阻、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举。遵义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扎西会议的召开，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榜罗镇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据统计，在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有史可存的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有数十次之多。每当遇有重大军事行动和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都及时召开相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效地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
长征胜利的战斗堡垒
“我的二爷爷毛宁章参加过红军长征，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遇害。”在甘肃通渭县毛湾村，村党支部书记毛永前说起二爷来一脸崇敬，据说毛宁章还是通渭县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的成员之一。
从1934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及红八军团的部分兵力为了掩护红军主力及中央纵队过江，被国民党军队阻隔在湘江东岸，大部分壮烈牺牲。
“红军之所以能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长征中，坚强的基层党组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战斗堡垒作用，是确保党中央的决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重要组织保障。
“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向支部工作最薄弱的连队进行突击，建立模范支部，发展党团员，加强党团员教育，最高度地发扬党团员的积极性与领导作用。”遵义会议后，针对战斗频仍带来的基层骨干伤亡大、连队支部不健全的情况，经党中央批准，总政治部相继发出了《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关于连队组织工作命令》等文件。
此后，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各支红军部队都在连队建立党组织，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调整补充，保证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1935年5月，《总政治部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明确要求，提高全体党员随时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来影响群众。
“支部建在连上”是传家法宝。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强战斗部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注意加强根据地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1934年12月，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做出《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到1935年1月，湘鄂川黔根据地共建立了9个县级政权，51个区级政权，230个乡政权。
长征不仅使党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而且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红军凝聚在一起，形成了由中央直接统一指挥的武装力量。
长征途中，党旗高扬；英雄史诗，气壮山河。
当三支红军主力会合后，红军只剩下几万人，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成为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赢得各族人民拥护和支持
在红军即将进驻遵义城的时候，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十二条口号和八项注意，命令各部队进城时，不得自由行动，不准随便进百姓家，借东西要还，买卖要公平，不得拿群众一针一线。
1934年10月，总政治部发文明确要求各部队在筹款和征集物资中，不得损害百姓利益，以实际行动展示优良作风，教育群众、赢得群众。
风雨长征路，严字永当头。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官兵都能严守纪律；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都不忘执行纪律；无论职务多么高，都能自觉遵守纪律。严守铁的纪律，是长征取得最终胜利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西南、西北大片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以尊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建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为主要奋斗目标。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区如今还流传着刘伯承与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佳话，民族情谊久久传颂。
1936年3月初，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地区，即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在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不仅解决了自身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即将到来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战友们解决了御寒衣物。朱德和格达活佛一见如故，谱写了一曲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红色文化从此开始深深扎根于雪域高原的这座小城。
据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参加红军，贵州有1.25万人，四川有5.5万人，甘肃陇南有2000多人，云南扎西有3000多人。
打土豪、分田地，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优良务实的作风和严明似铁的纪律，锻造出一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坚强队伍，也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
红军有了各族群众的支持，再凶恶的敌人也能战胜，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军民鱼水情，长征世代传。解除误会、打消顾虑后的村民们，打心眼里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把他们称作“菩萨兵”。他们给红军当向导、做翻译、找住房、买粮食、洗衣服、缝补子弹袋，甚至把家中最贵重的油、肉、糖、酥油送给“最可爱的人”。
据统计，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各部队共筹集上万吨粮食，补充约2万兵员，沿途各族群众帮助红军筹款筹粮，传递消息，掩护伤员，以各种方式支援红军作战，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障。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80年，弹指一挥间。长征，这个不朽的名字，镌刻在中国十多个省份的版图中，又如星星之火，照亮中国的天南海北。时至今日，从天山北麓之新疆昌吉，到岭南名郡之“锌都”韶城；从川西门户之松潘，到胶东半岛之烟台，红军长征精神在神州大地处处开花，深入人心，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长征不朽。回头望，长征不仅是一次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伟大远征，也是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优秀儿女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长征不休。看今朝，弘扬长征精神不仅是培养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载体，也成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要求，治国理政的宝贵财富。（经济日报记者 李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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