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媛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本来只是临时借款用于资金周转，两年间竟然陷入了债务高达近千万元的境地。
这一切，都源于她认识了一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候某，然后掉进了“套路贷”的坑里。
创业者急需用钱掉进坑里
江媛2012年7月毕业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没有像同学那样找一份工作，而是决定自己创业，做点生意。
作为一名创业者，对于资金的需求最为迫切，所以，江媛办理了几张信用卡用于向银行借贷。
然而，创业就意味着太过繁忙。2014年时，她有一张信用卡逾期，从那以后信用受到影响，向银行借贷很困难。
就在江媛为此苦恼之际，2015年，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一家中介公司的人员候某。“他作为中介帮我在一家银行办到了一笔贷款，我给他几千元中介费”。两人还互加了微信。
后来，江媛在浏览候某的朋友圈时看到，候某称“与多家银行有合作关系，可为顾客提供银行借贷业务，并有成功事例若干……”
时间一晃进入2016年，此时的江媛已经结婚成家，生意规模也在逐渐扩大，对于资金的需求越发紧迫。考虑到自己从银行借贷很困难，江媛又动起了心思，准备以自己家的房子作为抵押，找候某并通过他向银行贷款。
江媛联系上候某，得知他已经进入某资产管理公司担任经理。说明来意后，她被候某邀请到公司商谈。
2016年3月的一天，江媛和丈夫一起赶到该资产管理公司，候某与公司里一位风控经理陈某接待了他们。
在商谈期间，江媛向候某咨询怎样才能通过对方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候某和陈某则告诉她，向银行申请贷款需要一定时间，何况因为逾期的事情，江媛不好申请贷款，但公司会努力促成此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江媛询问贷款进展时，候某说向银行申请贷款太慢，如果她急需用钱的话，可以一边等银行贷款，一边向他们公司借钱，但需要把房子抵押给公司。他们公司的借款利率高于银行，但低于市面上的利率。
候某再三强调，他们公司比其他借贷公司正规，公司负责人都毕业于国内知名大学，还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借贷网站。
江媛事后回忆，候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她放弃申请银行贷款，转而向他们公司借款，把她拉到“套路贷”的坑里。
签合同时发现不认识出借人
江媛急需资金用于周转，考虑到候某以前帮自己申请成功过银行贷款，并且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很快可以帮着把银行贷款办下来，就同意向公司借款。
江媛一年以后才知道，这家资产管理公司根本不具备向外发放贷款的资质。
2016年4月21日，江媛与丈夫一起赶到该资产管理公司与候某见面，候某准备好相关合同文本，他们一起赶到位于北京市西直门附近的方正公证处，在那里签订借款合同并进行公证。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8月，方正公证处因为内部管理不善、出现公证质量问题，被要求停业整顿。
江媛记得，到达公证处之后，候某熟络地和公证员打招呼，他们被带到公证处一个办公室里，准备签合同和对合同进行公证。她仔细看了看合同，发现借款合同上出借方写的是一个她不认识的人，叫冯某，借款本金80万元，合同期限只有一个月，利息按月计息，月息为2%。
她质问候某这是怎么回事儿。
候某解释说，签订这种为期一个月的借款合同是业内“行规”，之所以把月息设定为2%，是因为还要对借款合同做公证，利率太高，公证处不给做公证。
“合同是冯某跟你签的，他是我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不就是代表我们公司跟你签了合同嘛，一个意思。再说了，公证处只能给你做一个月的公证。等这个公证合同做完以后，我们私底下还会签一些合同，那个写一年，要是你一年还不上，还可以再往后续签的，我们公司是正规的公司，不会骗你们的。公证的合同只是走个形式而已。”候某进一步解释说。
江媛信以为真签了合同，同时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了该公司。
她没想到这也是个坑，“当时签合同，我以为是跟公司签的，向公司借款，谁知道后来冯某是以个人名义起诉我，要求我还款”。
江媛签字之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些合同，也没有保留过自己签过的任何一份合同，所有的合同，都被候某以“行规”名义收走了。后来，江媛只能到公证处复印公证处留存的合同。
当天，江媛收到了公司的借款80万元。
9份合同累计借款600万元
80万元对江媛来说还是不能解决创业所需的资金，为了进行资金周转，2016年5月13日，江媛与该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了第二份借款合同，借款本金50万元，出借人仍是冯某。为了配合做公证，月息仍为2%。再走一遍流程之后，江媛拿到了50万元。
2016年8月2日，江媛与该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了第三份借款合同，出借人改为了陈某，借款金额为100万元。
就这样，从2016年4月到2018年2月，在公司主导之下，江媛先后签订了9份合同，借款本金累计达到600万元，原本出借人处应由公司盖章的地方，经过候某一番说辞，最后全部签上了公司员工个人的名字，其中两次的出借人是冯某，其他7次的出借人是陈某。与此同时，候某答应帮忙申请银行贷款一事，一直没有下文。
江媛直到此时才发现，该资产管理公司主导了自己一系列的借款行为，每笔合同商定借款后，签署的合同全被公司收走保存，在被起诉之前，她到底借了多少钱，还了多少钱，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在她的印象里，反正每个月该资产管理公司贷后部的微信号会定时发信息给她，告诉她当月该还多少利息，候某也会按月发消息催促她支付利息。
江媛还发现，她需要支付的利息，既不是付给该资产管理公司，也不是付给借款合同上标注的出借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或者公司风控经理陈某，而是业务经理候某的个人银行账户。
对此，该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告诉她，候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就是接受利息的账户，尽管放心。
今年3月，江媛故意将两笔利息付给了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的个人银行账户，但很快收到公司的通知，说不能再把利息支付给冯某了，“监管比较严”。再后来，公司告诉她，冯某的“银行账户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名下有账户自己不知道
今年年初，感觉不对劲儿的江媛不再向该资产公司借款，并要求尽快跟公司对账，拿出合同核对每一笔借款，甚至考虑到卖掉房屋把借款还上。她经过统计，发现自己已经向对方还款320万元。
但公司有关人员对她说:“你这属于提前还款，要交违约金，我们之间合同本金是600万元，你违约金就得给6万元。”同时，江媛的还款额仍是600万元。
江媛认为已经还款的320万元应该从中扣除。但公司认为，320万元是江媛还的利息和相关费用，并不是本金。
随后，候某开始催促江媛还钱并要求用她名下的房产抵债。候某还说，卖房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想及时还钱，可以把她的“单子”转给其他金融公司。
候某已经给江媛找好了“下家”，只要交一个手续费，办理“转单”后，就不用向资产管理公司还款，而是向金融公司还款。
江媛觉得这样过于蹊跷，坚决地拒绝了资产管理公司“转单”的要求。
更为蹊跷的事情还在后面。
江媛曾经登录与资产管理公司相关联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发现，自己抵押给资产管理公司的那套房屋，显示在候某的名下，候某凭借这套房屋发起过借款请求并获得了几十万元的借款。
江媛还发现，丈夫梁迎杰的名下多出一个虚拟电子银行账户。根据丈夫的手机收到的信息，该账户收到过一笔来自上述互联网资金平台的借款，接着，该账户将这笔借款转给一家关联公司一位叫马某的员工，马某再转给资产管理公司风控经理陈某，最后，陈某以自己名义与江媛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将这笔款项又借给了江媛。
江媛说，当她发现这笔钱转了一圈借给自己时“都惊呆了”。
江媛立即致电虚拟电子账户的银行的客服人员，想要调取账户更多的流水记录，结果，客服人员告诉她:“该银行卡为虚拟电子卡，没办法调取流水，去柜台也不能调取。但可以从某某网客服那里进行调取。”
江媛再次致电某某网客服人员，客服人员说，网站上虽然有梁迎杰这个户名，但无法提供记录查询。
江媛虽然确信网站上这个梁迎杰一定是自己的丈夫，却查不到任何信息记录。
现行刑法规定足够整治套路贷
专家建议根据套路贷流程特点在各环节的关键处对症下药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套路贷”的案件消息时常见诸报端。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黄晓亮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套路贷”虽然在近两年里被频繁提起，但实际上并非新兴事物，最初起源于“民间借贷”的高利贷，随着近年来新型技术的辅助和团伙运作，逐渐演变成为隐蔽性极大的“套路贷”群发案件，成为一类违法犯罪行为的统称。
为了打击以民间借贷为幌子、通过“虚增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肆意认定违法”“胁迫逼债”“虚假诉讼”等各种方式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套路贷”犯罪，2017年10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工作意见》。
今年以来，浙江、安徽等地相继印发《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依法惩治“套路贷”犯罪活动。
在国家层面，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对外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设局者具备知识型犯罪特征，善于通过虚增债权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故意失联制造违约等方式，形成证据链条闭环，并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应结合多种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
黄晓亮调研认为，在前述“套路贷”演化过程中，发展出有别于高利贷、民间借贷的特点，如典型“套路贷”的“虚钱实契”。一般是出借人利用借款人急需用钱的心理，以小额贷款公司、中介服务公司的名义招揽生意，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制造民间借贷假象，并以违约金、保证金、服务费、行业规矩等各种名目与借款人签订虚高的借款合同、阴阳合同及房产抵押合同等明显不利于借款人的合同，如单方面肆意认定借款人违约；签订严格且短暂的借款周期和“逾期还款”条约；要求办理“委托卖房公证”等。
黄晓亮发现，走投无路的受害者卖房、卖身还债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最后弄得家破人亡，如北京一家三口因“套路贷”在湖南自杀身亡事件。“在危害上严重超过以往民间借贷的程度，已经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对群众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威胁”。
2017年9月，上海市相关法院集中宣判了4起涉“套路贷”案件，17名被告人共涉及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3个罪名，其中有3名被告人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们该如何整治“套路贷”呢？
黄晓亮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可以根据“套路贷”流程特点，于各个环节的关键处“对症下药”。例如，公、检、法机关在侦办、审理相关案件时，不能被民商事纠纷的外观所迷惑，而是需要加强证据的审查力度，在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上，适用刑法，加大对“套路贷”的刑事打击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
今年6月底，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和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金融纠纷与金融犯罪的法律适用——‘套路贷’的违法与犯罪认定”研讨会。
在研讨会上，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叶名怡认为，针对“套路贷”问题没有必要创立新的罪名，用现有刑法上的罪名完全可以解决相关问题，目前的问题是现有罪名能否落到实处来追究。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何萍说，“套路贷”这一名称对犯罪的定性没有起到明确的指导作用，对其犯罪认定应从构成要件角度出发。例如，关于“套路贷”中诈骗罪的认定，多数情况下，被害人交付财物并非基于被骗，而是受到非法拘禁、威胁恐吓等软暴力，因此应当区分核心欺诈行为与辅助性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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