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牧之：三问城市发展“牛鼻子”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 记者张洽棠

　　城镇化、城市群、都市圈，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阶段，衡量城市发展的指标也“汗牛充栋”，那么，究竟什么要素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近日，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记者采访了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DID、辐射力、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指标应该成为重要的“牛鼻子”。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

　　吃得好究竟是不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力”？

　　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的分析，在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几乎垄断了IT产业主板上市企业（深沪港）的93.2%，IT产业中小企业版上市企业的80%，IT产业创业板上市企业的91.8%，IT产业就业人数的69.9%，IT产业向上位城市集聚收敛特性之强烈令人着实震惊。

　　中国 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2018）

　　对于IT产业的发展而言，城市的什么要素最为重要？利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云河都市研究院分别对IT产业辐射力和制造业辐射力与城市的交通枢纽、开放交流、辐射力，以及DID人口规模这四大元素进行了相关分析。

　　IT产业辐射力与主要城市元素的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在IT产业辐射力与诸多产业辐射力的相关关系中，相关度最高的竟然是餐饮酒店辐射力，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恐怖的0.9，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完全相关关系”。

　　“吃得好”竟然如此重要！周牧之解释说IT产业是典型的交流经济，收入高、见识广的IT产业主导者们大多“好吃”，“吃”本身无疑也是他们“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场景。周牧之还举了一个自身的例子，他自己在波士顿时，经常会驱车数百公里到纽约，仅仅为了一碗面。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南京、广州，是IT产业辐射力最强大的前7位城市，这些城市无疑都是中国的美食之城。吃得好是城市发展交流经济不容忽视的“重要生产力”。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制造业辐射力与餐饮酒店辐射力的相关系数竟然大幅度地下降到0.68。显然，制造业人群对美食的敏感性要低得多。

　　中国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2018）

　　除了餐饮酒店因素外，两大行业的相关因素差异也特别大。对城市的交通枢纽而言，制造业是“港口优先”，以深圳、上海、东莞、苏州、佛山、广州、宁波、天津、杭州、厦门等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为代表，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绝大多数是沿海城市。相反IT业则是“机场优先”， 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都拥有良好的机场便利性。

　　制造业辐射力与主要城市元素的相关分析

　　对于城市的开放交流元素而言，与制造业辐射力相关关系最强的是货物进出口。相反与IT产业辐射力相关关系最强的竟然是国际会议。

　　为什么制造业辐射力与IT产业辐射力的上位城市名单相差如此之大？为什么两个产业与城市各类元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大相径庭呢？

　　周牧之给出了答案：这是两种经济形态的差异。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交易经济更多针对的是物，以物的生产为起点，以物的交付为终点，周而复始，可预期、可标准化；而以IT产业为代表的交流经济则不同，以人的交流为起点，以碰撞火花为中点，以内容为终点，随机性强、个性化明显。

　　周牧之表示，四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以制造业供应链全球扩张为背景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巨大的市场前景，成为交易经济的最大玩家。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过去的成功经验也可能成为“桎梏”，因为交流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繁荣的条件已然剧变。

　　周牧之表示，新一轮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国际化、更好的城市服务、更高的生活品质，以及更优秀的人口素质。因为交流经济最大的载体是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与人的交流。而高效率的交流需要丰富多元的知识背景、随机偶遇的智慧碰撞，以及便捷可达的沟通场景。国际大都市在交流经济中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

　　以动辄上十万人工厂的富士康为代表，制造业当然也需要人的集聚，但那仅仅是物理上的集聚，是为实现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的集聚。它既不需要丰富多元的知识背景，更不需要智慧的碰撞。相对IT产业而言，制造业辐射力与高等教育辐射力、医疗辐射力之间的相关关系要低得多。周牧之指出，相对交流经济而言，制造业的人口集聚在对教育水平和对城市的服务水平的要求上要低很多。相反，在纽约、东京、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人的集聚更多是为了思想的碰撞、技术的创新、内容的创造、商业模式的迭代，需要吸引更高素质的人口集聚和交流，这需要高水准城市服务的支持。

　　城市高质量发展要不要做大做强领头羊？

　　马太效应指的是强者恒强，赢家通吃的局面，那么在城市高质量发展问题上，究竟应该做大做强领头羊，还是应该多点全面开花？

　　回顾历史，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先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逆城市化政策，再到小城镇发展政策，直到近年才明确了以城市群作为基本形态的新型城镇化政策，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认识到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作用，但是对高密度人口集聚的积极意义仍然缺乏认识。

　　好在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官网发布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其中，专门提到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通知指出，实施《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牵头的都市圈发展协调推进机制。

　　那么如何评价一个城市是否适宜交流经济发展呢，是否高质量发展呢？周牧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那就是DID。

　　2018年12月27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对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全方位的量化评价。其中应用DID这一概念，揭示了人口密度与城市各类指标表现之间的规律，为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报告将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的地区定义为人口密集地区（DID），并将DID人口与城市主要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DID人口与城市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品质高度相关。

　　周牧之解释说，实际上，DID人口规模越大、结构越好的地方，经济发展越好，社会治理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也越强。

　　报告数据也可以说明问题。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然而在GDP增长3.3倍，市区面积增大1.8倍的情况下，DID人口却只增加了0.2倍。这说明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城市面积急剧膨胀与高密度人口集聚脱节的城市化。同时，报告的数据还指出在这一期间，中国的CO 排放量也增加了2.1倍，显然，这一阶段的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周牧之强调说，中国亟待提高城市的DID人口规模、优化DID结构，特别要通过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2000-2016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与课题

　　人口规模大密度高是否必然带来大城市病？

　　大家经常诟病“大城市病”，涉及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诸多“症状”。这也引发了究竟应该“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的争论。

　　在周牧之看来，“大城市病”的内在逻辑是缺乏“城市智力”，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表现与城市治理所需要的智力水平密切相关。空间规划只是一个环节，还有基础设施水平、财富分配、交通组织、能源组织、生活组织、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城市智力水平的具体体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都存在大城市病，例如巴西圣保罗、印度孟买、尼日利亚拉各斯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很大，也面临着严峻的贫民窟等问题。

　　但周牧之认为，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并不必然带来大城市病。例如，东京大都市圈在1000万人级别的时候，“大城市病”非常严重，但是，今天其人口规模达到3800万，“大城市病” 却大多得到很好的治理。

　　周牧之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在更多情况下，高DID有利于城市健康发展，例如东京大都市圈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

　　报告从人口、GDP、二氧化碳排放量、PM2.5等方面的表现，对东亚两大都市圈：北京都市圈（北京市域）和东京大都市圈（由东京都、神奈川县、琦玉县、千叶县组成）进行了比较分析。

　　分析表明，北京的市域面积约为东京都市圈的1.2倍，常住人口和DID人口都约为东京都市圈的60%，北京的GDP大致只是东京都市圈的三成，人均GDP也还只有东京都市圈的一半。但是，北京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东京都市圈的4.7倍。结果导致，人口规模和GDP规模都远低于东京都市圈的北京，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却是前者的1.2倍。

　　北京vs东京　　

　　周牧之指出，由此可见，与东京都市圈相比，北京亟待通过落实都市圈发展战略，优化城市DID空间结构，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活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周牧之还强调，DID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相关性是极强的，虽然会给环境生态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中国的专家学者过分强调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