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用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原因就在于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动员和用好了经济发展的要素。这里以储蓄和投资为例作一简要说明。

　　储蓄和投资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储蓄短绌,用百姓语言说就是缺钱。1958年的“大跃进”之所以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就是因为“跃进”所需的投资远远超出了储蓄可以支撑的水平。因此,动员储蓄以支撑高水平的投资,借以启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确保日益增加的适龄人口就业,就成为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换言之,如果说中国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那么,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则在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稳步提高。

　　动员储蓄的要义,就是向企业和居民提供稳定预期、足够激励和有力支撑,使其能在当下和未来的消费之间作出理性选择。这种激励框架唯有通过市场化改革方能达成。

　　从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看,改革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向企业和居民分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大众创业的市场经济;二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我们对改革目标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采取的是渐进步骤,从而保证了经济转型沿着帕累托效率改善的路径平滑展开。

　　渐进分权改革创造了显著经济绩效。1978年我国储蓄率仅为38%,2008年上升到51%左右且保持至今。与之对应,投资率从1978年的3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近44%且保持至今。平均而言,30多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39%和38%左右,远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正是如此之高且持续如此之久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支撑我国创造了30年间GDP年均增长近10%的奇迹。

　　高储蓄和高投资启动并持续推动工业化进程。我国工业化虽可从苏联援建156个工程项目算起,但全面工业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推进的。以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为标尺,1961—1978年的18年,这一比重由22%上升到29%,年均提高不到0.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这一比重由30%上升到70%,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由于非农业人口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农业人口,工业化反过来成为提高储蓄率的有力引擎,并与投资的提高形成良性互动。

　　高储蓄和高投资支撑并持续推动城镇化进程。我国城镇化无疑是改革开放后才启动的。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仅为17.9%,1993年城镇人口占比上升到27.99%,15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1994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城镇化进入快车道,城镇人口占比由1994年的28.5%跃升到2014年的54.77%,20年上升了约26个百分点。

　　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城镇化显然是由投资引领、由工业化引致的。城镇化跟随工业化展开,造成了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局面。但这不仅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弊端,反而正是成功之处。因为,它遵循的是投资增加—产业发展—就业增加—人口集中—储蓄增加—城市发展—投资增加……的自然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保证了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获得就业岗位,从而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大城市无序膨胀、贫民窟触目惊心的严重社会问题。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高储蓄依然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和应对复杂局面的坚实基础。我们需要依托它继续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解决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冲击。同样,我们也需要依托它来应对诸如国际游资跨境大规模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抵御外部经济冲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