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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实名制诞生历程:重庆曾试行6天夭折

2010年02月04日 09:28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春运大“实”验

  实名制诞生的背后,实际上是赞成的声音淹没了反对声,铁道部顺应了民意。而这次全民大“实”验最终产生的效果,至今尚不好定论

  本刊记者/李邑兰 文/梁嘉琳

  镜头下的广州火车站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这是纪录片《归途列车》里的一幕。

  这样的场景,中国人并不陌生。每年春运期间,中国都有数十亿人次进行着候鸟式的大迁徙,一年一度,潮汐似的轮回。

  2010年1月30日,新一轮春运大幕拉开。国家发改委介绍,为期40天的春运,全国将有25.41亿人次踏上奔往东西南北的路途,其中,铁道部预计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2.1亿人次。

  一边是“一票难求”的火车票,一边是愈演愈烈的火车客票倒卖活动。民意的呼吁下,铁道部最终选择在广州、成都两个春运期间运输压力最大的铁路局“试水”火车票实名制。

  1月21日7时03分17秒,随着由深圳开往西安、订单号为“5055605057”的首张实名制火车票预订成功,有媒体称我国铁路客运步入了“准实名制时代”。

  “火车票实名制的试行,只是促使‘一票难求’问题解决的起步。”已经卸任的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原总工程师、中国地方铁路协会原会长华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回家“绊脚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第一波民工潮的爆发,“春运”一词开始频繁进入大众视野,“买票难”也随即成了老百姓回家过年的“绊脚石”。

  自1954年起,铁道部就有春运记录,当时日均客流73万人次,高峰客流90万人次。到了20世纪80年代,铁路春运客流逐年增加,1985年更是达到最高峰,铁路发送旅客1.43亿人次。

  1989年,刚过完春节,来自河南、四川、湖北的百万农民工涌向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民工潮”由此爆发。“成都到广州沿线压力最大,一到过年,就以广州为中心,向贵阳、昆明、成都、武汉、郑州等地发散。”华茂介绍,这也是今年铁道部选择在成都铁路局、广铁集团“试水”的原因。

  而同期涌向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时,华茂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他回忆:“那时的广州火车站,一开车,站台上的鞋就能捡一两筐。”

  与激增的客流相对的,是数量远远不够的各类运输工具。以汽车为例,1980年全国汽车保有量仅为178.3万辆。

  严重不足的运力,让“一票难求”的问题随之浮现。

  “当时并没有那么多客车来拉旅客,就用大篷车来拉,把‘闷罐车’改成临时客车来拉。”华茂说。改装的车里还没有厕所,就在车底板上挖一个洞,加一个挡板,这就成了厕所。

  除此以外,就是召集东北等春运压力小的地区,由工人带着客车来支援春运压力大的地区。此前,华茂曾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还“不识春运愁滋味”。

  第三招是货运列车为客运列车让道。“我们过去是一条线既跑客又跑货,我就曾经下令,拿出一天让京广线上所有的货车都不跑,全跑客车。”华茂说。领导们不干了,“煤炭你得给我运啊。”春运返乡潮和冬煤暖需求是叠加的,这加大了铁路运力的紧张。

  “黄牛党”的“搅局”进一步恶化了“一票难求”的情势。从1988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倒卖火车客票活动日益严重,仅广州站同年就抓获倒票分子7794名,收缴车票4万余张。

  尽管公安部、铁道部等相关部门严打“黄牛党”的动作一直没有停过,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仍然有不少黄牛选择“铤而走险”。

  “那时候一些‘高级’的票贩子,在旺季时(如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每天收入可达1000~30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也在100~1000元之间。” 2005年,北京社科院张西等三名助理研究员历时半年,调查了320名“黄牛”,写成了一份名为《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的报告。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至上世纪90年代中,是“黄牛们”积累最多的时候。

  “当时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怎么千方百计提高运力,把旅客都拉走。而旅客们也都怀着朴素的想法,只要人能走就成。”华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民意的“实名”梦

  进入21世纪,围绕“一票难求”,民意沸腾。

  实际上,车票实名制,在我国铁路并不是新发明。“绝大部分的铁路免票和特种票早就实行实名制。”铁路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研部主任杨素亭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而公众车票的实名制,在2003年春运期间由重庆火车站率先试行——车票背面填写姓名,再由车站派出所盖章,旅客持有效证件方可登车。此举一出,新华社立即叫好:“许多票贩子都因手中车票卖不掉、退不掉而眼巴巴看着作废”。

  不过,重庆的“实名制”仅实施六天就夭折了。重庆火车站派出所当时陷入了两大困境:一是登记难,旅客太多,以至于警方最后只好采取抽查的方式;二是检查难,按“实名制”规定,上车时必须持与车票登记内容相符的证件方可上车,一名车站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检查一个人至少要花费半分钟,而每天进站的旅客多达2万人次,人员配备严重不足。

  失败的试验反而激起了人们对“实名制”的想象。

  重庆试点后几个月,广东的大学教授蔡茂松在《南方周末》上呼吁推行火车票实名制,他还用“非典”时期要求旅客填写健康卡来进一步佐证,“一时上车购票、进出站井然有序,再也见不到票贩子的身影了”。

  尽管九三学社江西省委主委王贤才早在2000年的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提倡实名制,但蔡茂松借助大众媒体,形成了此后几年专家、学者的“实名制大合唱”。2007年,厦门、宁波等地也分别试点“登记实名制”和“民工专列实名制”。

  王贤才曾在2005年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铁道部对实名制“态度暧昧”。2008年1月18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否定了以上试点全国铺开的可能。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也称,火车票还不具备实行实名制的条件。

  与此同时,民间却有不同看法。

  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陆琴脚艺”连锁店的董事长陆琴提交了《关于实行实名制缓解铁路买票难的建议》。“我在新华网上开了一个博客征求民意,博客上呼声最高的就是实名制的提案。”陆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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