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编者按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如同“车之两轮”，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事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是起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压舱石作用。从街头巷尾的社区图书馆、精心展陈的博物馆，到街道社区的公益表演、田间地头的下乡演出，“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事业加速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向“十五五”，如何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更精准对接和满足群众需求？本期圆桌对话，光明智库邀请专家共同探寻文化事业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有效路径。
与谈人
李国新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文化和旅游研究（公共文化）基地主任
杨乘虎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金武刚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持人
记者 陈恒 陈之殷
“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成效
光明智库：“十四五”收官在即，相关部门也公布了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数据和进展。从您个人的调研或研究来看，哪个领域或层面的感受最深？
李国新：这些数据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速度。和2019年相比，2024年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增长49%，为读者举办各类活动增长70%；文化馆（站）等群众文化机构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增长80%，服务惠及人次增长40%；博物馆数量增长37%，接待观众人次增长33%，这是宏观数据反映的发展态势。具体到不同设施、不同方面，高质量发展各有特色。
从公共图书馆的总量和单馆人口覆盖率来看，我国已经发展到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水平。2021-2025年间，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国际图书馆联合会每年面向全球的专业评奖中获得各类奖项近30项，成为同时期获奖最多的国家。在文化馆（站）领域，以生活美学、文化传承、才艺养成、个性展示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市民艺术夜校”异军突起，并迅速向“全时段、全地域、全年龄”延伸，成为“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十四五”以来，博物馆已经发展成为最具旅游吸引力的公共文化设施。“为一座博物馆奔赴一座城”已是旅游热潮中屡见不鲜的现象：目前全国有50多座城市明确提出了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博物馆成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有效载体，成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
金武刚：我比较关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变化：目前，以城市书房、文化驿站为代表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已建成4万多个。据我们调查，五年前，即2020年10月，全国才建成3300多个城市书房，而文化驿站才刚刚兴起、数量较少。在“十四五”短短5年间，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数量增加了10倍多。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大多由政府提供政策引导和资源支持，由社会力量提供场地空间、参与运行管理，改变了以往公共文化设施由政府统包统揽的建设模式。这类空间建设大多引入多元主体，投入少、见效快，融合打造图书阅读、艺术展览、文化沙龙、轻食餐饮等服务于一体，分布于都市商圈、居民社区、文化园区等地，成为“小而美、小而活”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极大地增强了设施和服务的可及性，成为“家门口的好去处”。
快速发展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进一步编实织密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效解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品质文化需求与设施布局不平衡、服务供给不充分之间的突出矛盾，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势必在“十五五”期间发挥出更大作用。
杨乘虎：从数字化的角度来看，“十四五”时期数字化深刻改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逻辑、传播机制与治理方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经历了数字化跃迁与结构性重塑。过去五年，从“文化云”“数字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到“云展演”“数字非遗”等创新实践，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服务形式的线上化，更是文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再分配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再定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云端服务的普及，使边远地区、困难群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可及性。许多地方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共建共享”，文化资源得以在国家、地区与社区三个层面形成循环流动。
同时，数字化也推动了文化服务的治理逻辑转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嵌入，使文化管理部门从“项目管理者”转向“数据治理者”，从经验决策走向算法辅助决策。通过智能监测与需求画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正从“普惠式均等”迈向“差异化精准”。这意味着公共文化服务不再仅以“覆盖面”为目标，而更加注重“匹配度”和“获得感”。
总体而言，数字化使公共文化服务从单一供给体系转向动态生态系统，也预示着“十五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将进入以“数据驱动、场景融合、主体共建”为特征的新阶段。
如何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提质增效
光明智库：“十四五”时期，各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如何以设施的提质增效为抓手，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
杨乘虎：“十四五”以来，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确实取得了历史性进展，无论是覆盖范围、投资规模，还是设施类型、数字化水平，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与此同时，在设施使用效率、空间布局、供需匹配等方面还有待优化，亟须实现从“建设导向”向“运营导向”的转型。一是从供给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建立基于文化生态与人口特征的空间供给模型，从“均匀分布”走向“功能分层、特色分区、动态调配”，实现“文化资源—社会空间—人口需求”的精准匹配。二是从项目思维转向制度思维。构建常态化、数据化、可评估的治理机制，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考核体系，把“使用效率”“公共满意度”“文化创新度”等指标纳入预算与评价环节。三是把数字化转型视为治理变革，而非单纯技术加持。通过文化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实现“数据—决策—反馈”的动态循环，使治理更精准。四是提升文化参与度。应支持社区共治、志愿者组织与文化企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把“使用率”转化为“活力指数”，让“文化消费”升华为“文化生产”。
李国新：要把“十五五”时期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发展重点由空间建设转移到“管好用好”上来。比如，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是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国际普遍经验表明，以活动带动阅读是面向普通社会公众的阅读推广服务的重要方式。公共图书馆的提质增效就要牢固树立以多样化的活动带动面向公众的阅读推广服务的“大阅读”理念，致力于阅读活动的有特色、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构筑可读、可听、可视、可感、可参与的立体阅读体验环境。又如，当前文化馆服务的一个突出短板是缺乏基础性、常态化服务项目。近年来浙江、深圳等地文化馆创造的“艺术自习室”“市民共享展厅”等服务项目，就是弥补这一短板的有效方式。所以，文化馆应转变服务观念，打造出一系列创新性的基础性、常态化服务项目，从而激活阵地资源，吸引公众了解文化馆、走进文化馆、利用文化馆。
金武刚：从实践来看，各地在提质增效方面已进行了许多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一是在免费开放基础上，做好错时、延时服务，进一步释放公共文化设施的潜在服务效能。近年来，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试点夜间开放，提供书报阅读、艺术培训、展览展示、文化特展等内容丰富的服务，打造“奇妙夜”等活动，受到普遍欢迎。上海、广东、北京、甘肃、福建等地还把延时、错时服务乃至夜间服务要求纳入了地方立法。二是在普遍均等服务基础上，重点扩大对中青年群体的有效服务。如“市民艺术夜校”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涌入，改变了“两头热、中间冷”的传统样态。三是以公共文化设施为依托，推动服务从馆内走向馆外、从线下拓展到线上。采用总分馆制、送戏下乡、“文艺轻骑兵”等多种方式，将优质文化资源送至城乡基层；利用公共文化云、抖音、B站等平台，组织提供云阅读、云培训、云展览、云演艺、云课堂等线上服务，扩大服务覆盖面。四是以公共文化设施为平台，引入多元主体开展专业化运营。以上种种举措，旨在让公共文化设施“建”起来后，能够“用”起来、“活”起来，以至“火”起来，实现“满载”运行，真正增强公共文化设施的惠民实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如何抓住数字化赋能的发展机遇
光明智库：当前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崛起将对“十五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产生哪些影响？如何抓住这一机遇？
杨乘虎：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崛起是“十五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变量。它不仅是一种技术力量，更是一场认知方式与治理逻辑的深层变革。在供给方式上，AI正在重构公共文化资源的生产与分发体系，使文化内容能够实现精准匹配与智能推荐。例如，通过大模型算法对文化偏好、阅读习惯、活动参与度等数据进行学习分析，可以为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层提供差异化的内容方案，从而实现从“被动推送”到“主动共创”的转变。同时，AI还能提升文化创作与传播效率，如智能生成文案、虚拟主持、沉浸式展演等，极大拓展了公共文化的呈现空间与体验边界。在治理机制上，通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结合，可以形成“数据—分析—决策—反馈”的闭环治理机制，实现实时监测、动态优化和精准投放。例如，文化场馆可通过算法分析人流与活动偏好，优化开放时段与内容布局；文化政策的制定也可基于社会舆情、参与热度、文化满意度等多维数据，从经验判断走向科学决策。在文化价值上，AI的作用不仅是效率提升，更是文化创新的催化。AI艺术创作、数字人文研究、虚拟展馆等新形态，正在重塑公共文化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生态。它使公共文化服务不再只是“供给制度”，而成为“文化共创平台”。群众不仅是接受者，更可成为算法时代的参与者和创作者，通过AI工具实现自我表达与文化共建。
为此，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国家级公共文化数据基础设施，打通文化、科技、社会数据的共享通道，建立公共文化大模型与智能服务平台；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关伦理与治理规则，确保AI技术在文化领域的使用既促进创新，又坚守公共性与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兼具文化素养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让AI真正成为提升文化治理能力与激发文化创造力的制度性力量。
金武刚：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带来了全方位影响：服务内容在迭代、供给方式在转型、空间功能在拓展、专业技能在革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当抓住机遇、主动出击。一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鼓励企业生产开发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公共文化数智产品，更新升级各类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智能终端、体感装置等软硬件。二是积极拓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内容。统筹推进公共文化云平台建设，实现跨层级、跨系统、跨业态的数据流通和协同治理，推动公共文化云平台与互联网消费云平台互联互通。引入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三是积极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应用场景。利用大数据分析支持决策，持续优化公共文化“菜单式”“订单式”服务。善用虚拟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创造业态多样、内容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应用场景。
李国新：持续实施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是“十五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应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建设面向全民阅读的智慧服务平台、智慧服务资源、智慧服务场景、智慧服务生态等方面形成突破。公共文化云要对接主流通用大模型和专业大模型，汇聚全国优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构建物理分布、逻辑关联、高效互动的公共文化云集群体系。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的环境、条件、资源和能力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人工智能、全息显示、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为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文化体验提供了技术保证。应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化场景建设，特别是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等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智慧化场景建设，把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打造成为县城数智化体验中心，发挥带动基层数字服务普惠应用拓展和深化的作用，推动公共文化智慧化服务城乡一体发展。
如何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光明智库：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如何推进这一改革？
杨乘虎：这一改革的实质是要理顺“政府—社会—公众”三者的权责关系：政府保留公共文化设施的产权与监管权，社会力量依法获得使用权与运营权，从而形成“公有产权、社会运作、公众共享”的新格局。这不仅能盘活沉淀资产，也能通过市场机制与社会创新，提升设施运营的效率与活力。为此，一要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制度化机制。政府应从“供给者”转向“平台搭建者”和“规则制定者”，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购买机制、推广PPP模式和“委托运营+绩效考核”方式，引导社会资本、社会组织、文化企业、社区团体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二要完善治理体系。在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置后，必须防止“公产私用”“服务异化”。通过建立绩效导向的监管机制，将公共性、可及性、社会满意度等纳入考核体系，实现“有激励、有约束、有反馈”。可以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实时监测设施使用率、活动频次和公众参与度，形成“透明运营—数据评估—社会监督”的治理闭环。三要强化政策保障与法律支撑。分置改革涉及财政投入、资产管理和产权划分，急需法律制度明确边界。例如，可制定公共文化设施运营管理条例，明确资产属性、使用权流转及社会主体责任。同时，细化和落实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措施，形成稳定的制度激励。
李国新：目前，各地已经就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进行了诸多实践探索，为“十五五”时期推进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和要求。一是培育合格社会化运营管理承接主体的路径与方式。要建立起社会化运营管理承接主体的条件要求、遴选和退出机制，确保承接主体具有相应的专业化运营管理水平和能力，形成开放性与专业性相结合、能进能出、动态调整、优胜劣汰的格局。二是“两权分置”模式下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责任的落实方式。“两权分置”改变的是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管理主体，并不是改变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主体。要确保“两权分置”模式下政府责任不弱化、公共财政支持不缩减，防止出现新的“以文养文”。三是公共文化服务激发活力、开拓创新、提质增效的动力机制。在保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与时俱进、高质量免费提供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优惠收费的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激发各类运营管理主体的创新动力和运营活力，创造出更多的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四是与“两权分置”改革相适应的政府监管方式。推动政府监管方式由行政管理型向契约管理型转变，探索政府对实行不同运营管理方式的公共文化机构进行政治监督、履约检查和效能考核的有效办法。
金武刚：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应该把握好三个关系的“度”：一是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关系，要对参与主体的专业资质和专业能力进行把握，建立准入退出机制和服务评价标准制度；二是行政化和契约化的关系，要提升政府现代治理能力，通过市场激励机制引入社会主体，按照合同要求进行监管，改变行政命令的传统管理方式；三是品质化和商业化的关系，要把握好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和边界，不去挤占文化市场。
为防范理念偏差、政策空转、执行走样，应当设立一些刚性原则：一是公共文化设施的公益属性不能变。以公共文化设施为基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公益属性。二是公共文化设施的基本服务不能弱。常规性图书文献借阅、普惠性文艺辅导培训、公益性展览展示及群众性文化活动组织等是“阳光普照”式基本服务，消除了人民群众服务利用的“门槛”，彰显了社会公平正义，是公共文化设施设立与发展的基石。改革只能增强而不能削弱基本服务，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还要与时俱进扩大基本服务的范围和种类。三是与公共文化服务无关的商业经营活动不能干。公共文化设施可以提供商业经营活动，但必须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适当延伸与扩展，不能违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所确立的“红线”。
如何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光明智库：基层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薄弱环节。如何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助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杨乘虎：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关键在于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纵向贯通与横向协同。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宏观层面已形成较为完备的顶层设计，破解“资源下不去、服务接不住”等结构性问题，必须从资源配置机制、治理模式和主体能力三个维度进行系统重构。一是要推动资源配置的重心下移，从“下达式供给”转向“响应式供给”。应建立以数据驱动的基层文化需求画像体系，通过文化大数据、社会感知系统和居民文化行为分析，实现基层文化偏好、参与能力与需求类型的动态识别，从而推动文化资源在需求端实现“智能流动”。二是要打破层级壁垒，构建“国家—省—市—县—村”五级联动的文化资源协同网络。应通过建设“公共文化云链”等机制，实现文化资源的多级调用与动态授权。国家级文化机构、博物馆、院团等生产的优质内容，可通过智能调度系统直接分发至乡镇文化站、农村书屋等基层节点，实现数字内容的模块化共享与本地化再生产。三是要强化基层的“文化吸纳能力”，让资源“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资源直达的关键不只是“输血”，更在于提升基层的“造血”功能。这需要通过文化专业人才下沉、驻地艺术家计划、文化志愿者机制等方式，培养基层文化从业者的策划、运营与传播能力。总体来看，只有公共文化资源的直达机制从“资源下沉”升级为“生态共建”，实现从单向供给向共创共享的转型，才能使基层真正成为文化活力的发生地和创新的第一现场。
李国新：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公共文化领域改革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重要的是结合当地实际，让实践中已有探索、行之有效的做法实现常态化、稳定化、制度化，形成优质资源和服务的生产、创造以及向农村、基层传输机制所需要的保障条件和支撑环境。比如，上海实行多年的公共文化内容配送、浙江的“Top100文化服务菜单”、深圳的全民艺术普及培训“艺术拼团”、陕西渭南的“乡村直通车·文化赶大集”等，都是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和服务直达基层的创新实践。基层有无穷的创造力，鼓励基层创新、典型示范引领是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重要路径。
金武刚：文化馆（站）组织的邻里互助、孝老爱亲等群众文化活动，博物馆、美术馆举办的历史文物、优秀作品等展览，图书馆、农家书屋开展的阅读推广、科普活动，使公共文化设施成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应通过普惠性、系统化、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将散存于典籍、非遗、古迹、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可及、可参与的公共文化产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现代表达形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遗产”走向“生活”，从“保护”迈向“共享”，从“存储收集”走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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