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找不着北”？

    针对湖北的现实处境，全国人大代表杨云彦发出了自己的困惑和疑问：作为中国洋务运动的发源地，解放初期武汉城市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改革开放初期位列第4，然后是第6、第8……现在已被挤出前10名，而且还在持续下滑。如果现在要恢复过去的辉煌好像是遥远的，甚至是可望不可及的事。过去湖北工业发展一直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现在湖南靠上了珠三角，安徽投奔了长三角，江西是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挂靠、山西不把自己看成是中部，要往西部挤，剩下最中间的河南和湖北互不买账，河南提出“中原崛起”，试图往京津唐经济圈里钻，湖北要“中部崛起”，江西说“中部崛起看江西”，那么，湖北在中部的地位究竟在哪里？

    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宪生就率先提出“武汉在哪里”的问题，当时可谓“语惊四座”。2004年，湖北日报资深评论员胡思勇在《湖北日报》上连续发表的七篇“论《努力走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前列》”的第一篇就是《湖北在哪里》，从种种角度和层面说明湖北的现状，并力图探寻出其定位。

    湖北在中部地区处于什么位置？在“中部六省”中，1990年-2001年，湖北年均GDP增长11.6%，低于安徽，居第2位；2003年科技进步水平居全国第10位，领先于其他中部五省，同时，人均GDP达到9001元人民币，居五省首位。

    但是，湖北经济运行的质量低于周边。从宏观层面看，2001年，湖北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97%，高于河南(4.7%)，低于其他四省。从微观层面看，湖北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三项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1%，低于安徽(51.8%)、河南(59%)、山西(60%)。

    “这表明，一方面湖北拥有发展优势，有条件在中部地区率先加快发展，实现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的奋斗目标；但另一方面，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胡思勇指出。

    一直被认为是中部发展领头羊的湖北省，在中部省份中经济总量位次居前，其1997—2002年GDP年均增速为9.2%，居全国第13位，在中部省份位次靠前。但近几年，面临着前有标兵(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后有追兵(中部其他省份及西部大开发迅速崛起的省份)、不进则退的严峻形势。

    种种现实说明，正是湖北的“两极化”现象过于突出，才使湖北陷入了“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困顿之中。没硬起来的“软实力”

    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不仅包括资本存量、自然资源等“硬资本”，而且包括体制基础、市场配置效率、技术商业化水平等“软资本”。对于转型经济来说，“软资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不同地区跨越市场经济门槛的能力，决定着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优势。

    如果说，湖北良好的自然条件、优越的经济区位、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科研实力构成了湖北充实的“硬件”的话，那么湖北相对落后的现实只能从“软件”原因来找。

    北京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过去相对落后的经济模式即经典经济(如英国工业革命)模式或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于一个区域发展来说，更强调或较倚重所谓的“经济硬件”，但到了今天市场经济尤其是新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交通通讯极为便捷，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地位和影响力逐步下降，市场会通过自身强大的力量来推动资源要素的流动，“经济软件”的效用日益凸显。

    早有专家呼吁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TFP(即全要素生产率)。因为，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自然资源、劳动、资本投入的结果，还存在着TFP，即技术进步和体制改进带来的经济增长。既然如此，那么拥有科技优势的湖北为什么TFP低于东部地区先进省份？

    胡思勇对此分析指出，TFP强调的技术进步，是反映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上游创新能力和反映技术商业化水平的下游创新能力的统一。湖北较强的技术上游能力与较弱的技术下游能力形成了强烈反差，从而使技术下游能力强的东部地区对湖北上游成果有较大的“磁吸效应”，“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科技成果为本省经济作贡献的可能性。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了解，湖北省科研结构条件居全国第6位，科技活动投入居第8位，科教活动直接产出居第8位，而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居全国第11位。2001年技术市场成交总额只有上海的1/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为广东省的1/20，占全省GDP的比重仅5.4%。

    更为重要的背后原因在于，“对转型经济来说，尤其是湖北这样传统体制存量大的省份来说，技术进步同时又取决于TFP中的另一种因素—体制改革的推动。换言之，科技成果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本身就存在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环境，技术扩散能力和应用能力就会减弱，技术研究能力就难以转化为经济的竞争能力，自然也就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胡思勇一针见血。

    “提高市场化水平的路径在哪里？显然，改革以来，湖北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并不是因为生产要素缺乏，而主要是因为体制基础差异较大，市场条件相对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现阶段推动湖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市场化水平，提高TFP。为此，湖北必须实现由传统资源优势观向市场竞争优势观——要素配置优势观的根本性转变，必须实现由传统经济基础观向现代市场经济基础观的根本性转变。须知，任何初始要素都永远不可能自动带来发展；要素配置能力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是决定要素流向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环节；把资源优势整天喊在嘴上，沾沾自喜，只会使要素优势徒为炫耀的资本，反而贻误发展”。

    湖北省统计局2004年公布的一份环境调查报告显示，湖北省的商务成本现状按满意率的高低排序是：劳动力价格(77.62)、土地及房产价格(73.45)、水电气价格(71.46)、劳动力素质(70.02)、基础设施建设(69.85)、法治环境(69.21)、政府办事效率与服务水准(69.75)、市场秩序(68.01)、社会信用(67.86)、产业配置(67.79)。

    如果把上述10个指标划分为前后两部分，那么，前5项主要属于市场问题，后5项则主要属于政府职能问题。“这种巧合意味着，湖北省行政服务的综合成本没有对降低商务成本构成正面支撑。”胡思勇说。

    如果把这一判断与行政服务的子项目“政策环境”联系起来看，理由更充分。上述调查把政策环境分为7项，满意率平均为35%。其中，政策兑现情况满意率最高，为40%；收费项目和审批项目满意率最低，仅32%。“可见，尽管改善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但目前改善环境的侧重点应该放到进一步校正政府行为、降低行政服务综合成本上来，变行政管制性环境为市场竞争性环境”。

    理论与经验都表明，生产要素永远改变不了趋利的天性。商务成本的差异是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的根本诱因。好环境是一个地方参与市场竞争、形成经济聚集的重要资本；而相对较差的环境不仅难以吸纳外部生产要素资源，而且可能导致“自我失血”，甚至成为经济“自我凹陷”的祸根。

    据2002年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发现，完成一个项目需要10个以上公章的占76.6%，11个-20个公章的占17.8%；21个-30个公章的占2.8%；个别企业要盖100多个公章。“这种现象，不仅与好环境的内核背离，而且可能造成‘挤出问题’”。

    博鳌论坛秘书长、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东湖论坛”上指出，东西部最大的差别不是沿海和内陆的差别，而是观念和软件的差别。我敢断言，如果哪一个省区把自己的软环境搞得比上海还好，那么这个省区是可以搞起来的。只要能创造一个好的软环境，中部地区边缘化的问题就会解决。

    湖北省委省政府多次强调：“很多制约发展的问题，根子在体制上”，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建设优良高效的服务环境。”“最大限度地简化创业的准入条件和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

    湖北省省长罗清泉为此提出环境创新的新思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调控和监管方式，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着力推进“体制创新、行政提速、信用湖北、优质服务”四大环境创新工程建设；下放一切可以下放的权力，取消一切可以取消的收费，精简一切可以精简的审批，让活力竞相迸发，让财富充分涌流。

    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日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对媒体谈到落实“中部崛起战略”时明确表示，要在改革体制、改善环境、改进作风上下功夫，逐步促进湖北的崛起。“九头鸟”振翅欲飞

    在体制弊端、软环境相对落后的背后，湖北地域文化中存在的消极文化积习，也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的精明是全国闻名的，但湖北学者赵凌云认为，人们将湖北人与“九头皆鸣”的“九头鸟”联系起来，实际上是贬斥部分湖北人能言善辩、虚言浮夸、重说轻做、说的比做的好的文化缺陷。

    “南楚好辞，巧说少信”，这种古已有之的地域文化陋习，体现为市场经济中的信用缺乏；“楚越之地，地熟饶食，无饥馑之患”；“江滩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则体现为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养成人们懒散的惰性，不尚财，不重财富积累，习惯于粗放经营，不求精细，不注重管理，小富即安。

    从现实看，湖北自然资源的丰富，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节约资源和环保意识的相对薄弱：不如北方人节水，不如东部珍惜土地，不如沿海珍惜矿产资源；湖北农业经济比重较大，随之而来的是时间观念不强，节奏不快，效率不高；湖北经济结构相对比较封闭，人们的开放意识不够；湖北的经济专业化程度不高，产品生产的精细精神不够，等等。此外，湖北整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文化发育不足，所以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守信精神、精细精神相对也较为滞后。

    湖北省委副书记邓道坤对此颇有感慨：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一次次带给湖北腾飞的梦想，但过分倚重自然资源优势的发展战略却妨碍了飞翔；失去的机遇教训深刻，面临的机遇要珍视。

    统计数据表明，湖北的整体明显落后主要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事实上，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湖北武汉曾是南巡中的重要一站。但沉重的传统计划经济对观念和生产力的束缚，使湖北未能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遇。

    后来的2002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一上任，就带队到浙江考察，派干部到广东、江苏学习，并很快形成《湖北省经济与沿海三省的比较研究报告》，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半年遍及全省的“思想大解放”的大讨论，形成了“思想解放程度决定改革力度，对外开放程度决定发展速度”的共识，再次树立了超越自我的勇气。并从“削费减税”、“机构瘦身”、“简政放权”等十几个方面采取行动，尝试冲破体制瓶颈。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动作，被专家誉为令人振奋的“湖北新政”。

    2004年10月中旬，湖北省省长罗清泉率领由部分市州和省直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赴上海、浙江学习考察，寻求在互惠互利、优势互补下的多种形式合作，并提出“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改革的力度，开放的程度和发展的速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推动区域发展的众多因素中，资源、资本、技术等物化因素可以通过交易和流通取得，这些方面的优势可以位移，而文化，特别是作为文化基础结构的精神气质与精神素质则是难以通过交易和流通取得的。一个地区有优良的精神气质，从而有优良的文化基础结构，才能有优良的制度、环境与秩序，即优良文化上层结构，进而才能吸引和聚集经济发展的各类资源。同时，湖北拥有明显的综合发展优势，包括农业、制造业、资源等方面的基础和科教、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但是，需要有一种因素来激活、整合和实现这些优势。而只有文化才具有这种激活与整合的功能。”赵凌云研究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文化应是湖北最基本的内在驱动力量。从推进湖北发展的重点来看，文化发展是加快湖北发展的基础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