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的鸟”未先到

    早在上世纪的1988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就提出了“牛肚子”概念，用以阐述“中部崛起”理论。他认为，中国这么大，沿海开放城市就像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像牛肚子。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经济这只大牯牛呈现身陷泥潭之态，拉它的头、扯它的尾、搬动它的腿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托起它的腹部，否则它是无法站立起来。而它一旦站立起来，什么“小龙”、“小狮”、“小虎”，就都不是其对手。

    受此观点影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关广富，在湖北省第五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面对竞争激烈的商品经济，湖北要么激流勇进，奋力在中部崛起；要么无所作为，沦为中间谷地。湖北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奋力拼搏，实现中部崛起。此后的1994年，“中部崛起”战略更写入了湖北省委的文件中。

    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北就具有浓郁的改革开放色彩：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于1991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

    1992年5月，武汉市被批准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8月，第一艘外轮—日本“日佳丸”号驶抵武汉港青山外贸码头；

    1984年11月，德国专家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一由西方专家首度执掌中国国有企业而兴起的冲击波，冲开了中国国有企业引进技术与智力的闸门；

    198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6月29日，时任市长的吴官正表示武汉三镇彻底敞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提供24万平方米的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武汉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拉开了帷幕；

    1979年9月，武汉市批准桥口区重新恢复、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并以减免税收、不收或少收管理费等政策鼓励个体户到汉正街集中经营。汉正街的出现为武汉城市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迈出了开启性的一步；

    早在1974年9月，武钢就从联邦德国和日本引进了重点项目一米七轧机工程破土动工。此项工程开1970年代武汉市引进外资之先河，武钢因此跃升为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而早在清朝末年，作为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张之洞督鄂20年间，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奠定。

    受此影响，汉口也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汉口在19世纪末已是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其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已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中位列第三，到1904年突破1亿3000万两大关，“驾乎津门，直追沪上”。1906年，作为国内当时最长的铁路—京汉铁路建成通车，不但使武汉的物流更加快捷，而且使武汉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更加凸显。

    这是由于张之洞的新政给湖北带来的新貌，才有了湖北新军，才有了后来的武昌起义，才有了辛亥革命，武汉和湖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谓占尽风头。

    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湖北在中部崛起的规划至今未能实现，从目前各种统计数据看，中部在全国是塌陷的，湖北在中部地区也是塌陷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陈继勇直言不讳。

    “早起的鸟最先吃到虫子”，但湖北历史的辉煌和敢为人先的锐气，到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年代后反而始终没有再现其应有的风采。湖北现象

    对于湖北，省内外人士有一个共识：优势资源多，但现状堪忧。这种“应然”与“实然”的差距似乎构成了一个“似非而是”的“湖北现象”。

    从地理位置看，湖北处于横贯东西的长江中游，纵穿南北的京广铁路，京珠、沪蓉高速公路交汇点，“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使湖北“通江达海贯南北”，具有其他省份不可替代的先天地理优势。

    从自然资源上看，丰富的矿产资源与水电能源为湖北提供了充足的工业原材料和能源动力；三峡大坝宜昌段和三峡前的中国第一坝—葛洲坝都在湖北境内；

    从经济区位上看，湖北处于长江经济带、京广沿线经济带的中接点上，中部崛起带的核心，可对周边经济区形成强大的辐射与吸纳，极易产生扩散与积聚的经济传导效应。“这决定了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战略大支点作用和较强的节点传导效应。”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说。

    从第一产业基础看，湖北不仅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武汉是全国性的粮食、棉花、油脂大型中心批发市场。作为湖北的“二老”之一，“湖北是典型的老农业基地”。

    从第二产业基础看，湖北是近代制造业的重要发祥地，当年“汉阳造”声名甚至远播海外。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重工业为主的较完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在国内仍属领先。

    从科教与研发实力上看，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综合科研与教育实力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武汉是全国高校第三大聚集区，科研院所比肩而立。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是国家科技部批复建立列入国家火炬计划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许多高新技术如光纤通讯、激光、生物工程、计算机软件等方面居国内领先水平。

    但是，所有原有和本有的优势背后都包含着相应的隐忧：“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本是吸纳外地要素资源的通道，现在却成了流失要素资源的坦途；旧时繁荣一时的工业重镇，现在却面临着产业升级和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双重压力；科研结构条件居全国第6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却排在全国第11位；虽一直强调“开放市场”，地方保护受害程度却居全国第4位；曾几何时，湖北也有过风光的“名牌岁月”，可如今，除了武钢、东风汽车等特大型国有企业品牌外，“活力28”、“美尔雅”、“长江音响”等当年耀眼的名花，都已经黯然凋零，或者走向式微……

    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梁亚莉说，湖北与中部其它五省一样，是我国“二元结构”最为突出的区域，加快农业工业化的焦点，重点在中部：作为传统产业密集区，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难点和重点也在中部。

    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杨云彦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谈到湖北经济时不无感慨地说，湖北正在“边缘化”，其突出表现在制造业衰退、就业萎缩、劳动力大量外流、投资和内需不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们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农业强省，我们是科教大省但不是科教强省，我们是人才大省但不是人才强省，我们是人口大省但却是财政穷省……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实。中部塌陷，不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评价，而是基于自我反思后我们对形势的清醒认知”。

    事实表明，在多年来形成的区域经济格局中，湖北始终没有迈过这道坎：区位优势没有形成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市场优势，资源优势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现在我国东西、南北发展无法连贯，很大程度在于湖北这一中国发展的战略大支点不够强，其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作用和“节点”传导效应没有充分地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