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老人躺在病床上已经多年。他一年又一年地接受着人们的探望和祝福。巴金在他七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为读者奉献出了一千二百多万字的著作和译文。巴金在历史上已经留下了他的名字。人民不会忘记巴金,

    可是，如果这位老人还能表达他的心情，他仍有遗憾。其中的一个遗憾是：他未能有效地帮助他的两个哥哥。

    他说过，他的大哥是他爱的最深的人，他的三哥是最关心他的人。

    1986年，巴金与侄子李致在谈话中说到他的大哥李尧枚时,很动感情,两次失声痛哭。巴金每想到他的兄长们就感到心痛。

    1997年8月29日，笔者到杭州探望巴金。临别时，巴金十分吃力地说：“你跟李致说:前几年，我喊他来他不来，现在来，我讲话已经很困难了。”回到宾馆后，笔者立即用电话将巴金想见侄儿的遗憾转告给了李致。

    1999年9月27日，笔者和李致一起到上海华东医院去探望巴金。那时他刚动手术不久，还不能说话。见到我们十分想讲话，可是无法讲。我见他着急，便轻轻地摸着他的手，他抓住我的手，望着李致，眼角流出了泪水。人到老年，怀旧之情甚浓，我明显地感到，在他望着我们的无奈眼神里，在他想要说的话里，一定有李致的父亲，他的大哥李尧枚。

    巴金曾为他的大哥写过五篇纪念文章，为他的三哥写过两篇纪念文章和两本书的序。巴金多次对李致说，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

    巴金每一次谈起他的哥哥，都十分动情。他不同意为修复故居给国家和他人添麻烦，他将许多宝贵的纪念品捐给了成都慧园，只希望三兄弟能在“慧园”见面(即有一个展览室展出他们三兄弟的物品)，可是很遗憾,他的愿望难以实现。

    他多次写到，他的大哥是他爱的最深的人，他的三哥是最关心他的人。

    巴金在《觉醒与活动》写到大哥李尧枚和三哥李尧林对他的直接影响：

    “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甚至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巴金还在《作大哥的人》中，细致地描述了他崇敬的大哥，并为大哥感到遗憾的心情：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了。”

    巴金又在《呈献给一个人—纪念我的大哥李尧枚》一文中，表达了为大哥而创作的初衷，以及大哥未能看到自己小说时的伤感：

    “大前年冬天我曾经写信告诉你，我打算为你写一部长篇小说，

    是我有种种的顾虑。你却写了鼓舞的信来，你希望我早日把它写成，你说你不能忍耐地等着读它。你并且还提到狄更斯写《块肉余生述》的事，因为那是你最爱的一部作品。

    你的信在我的抽屉里整整放了一年多，我的小说还不曾动笔。我知道你是怎样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去年四月我答应了时报馆的要求，才下了决心开始写它。我想这一次不会使你久待了。我还打算把报纸为你保留一份集起来寄给你。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小说星期六开始在报上发表，而报告你的死讯的电报星期日就到了。你连读我的小说的机会都没有!”

    可是，这位在五四运动后，买来《新青年》影响过巴金和周围青年的大哥；在巴金留学法国期间，在家里要破产的情况下，还为他提供费用的大哥；在巴金写作初期鼓励他创作，与他和三哥通了上百封信的大哥；巴金为手足之情而进行创作的大哥，却由于无法承受的矛盾和负担而死去。

    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才华横溢。他与巴金一起外出求学，对巴金给予了最直接的关爱；是一位在浑浑噩噩的世界上始终保持高尚品德的君子；是一位为了承担大哥留下的、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尽了自己全力，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兄长。

    关于他在巴金成长过程中的影响，巴金在《我的哥哥李尧林》一文中曾写到：

    “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时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尧林总是在一起；我们冒着风雪在泥泞的路上并肩前进的情景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论在家乡，还是在上海、南京，我们都是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他比我年长一岁有余，性情开朗，乐观。有些事还是他带头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念书这个主意就是他想出来，也是他向大哥提出来的，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离家后，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先在上海，后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车。”

    巴金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讲述了大哥刚去世时，只知道三哥主动承担了十几口人的生计，直到1934年时，在北平接触多了，才理解三哥自我牺牲到了放弃自己一切的程度，为了照顾大哥的一家人，他毫不后悔地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作为教师，他做出了成绩，他努力工作，跟同学们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为他高兴。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灾祸来了，大哥因破产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从成都发来的电报。他主动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担子需要人来挑，就让他来挑吧。他答应按月寄款回家，从来不曾失过信，一直到抗战爆发的时候。去年我的侄儿还回忆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汇款的情况。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从天津来看我，我拉他同去游了西湖，然后又送他到南京，象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样，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车，我们在一起没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我的小说《激流》早已在上海《时报》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对“家”的看法。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我当时也想象得到他承担了多大的牺牲。后来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学校里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学季刊社，他也来看过我。同他接触较多，了解也较深，我才知道我过去所想象的实在很浅。他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对他说来是相当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