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挑肥拣瘦”的干部作风屡见不鲜。有的干部对领导关注的“显绩”趋之若鹜，而对矛盾交织的“硬骨头”避之不及。例如云南绥江县两名女干部因拒绝组织提拔被问责的案例，折射出部分干部将个人得失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功利心态。此类现象不仅损害干部形象，更导致惠民政策空转、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压，最终侵蚀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其本质是能力不足、担当缺失与价值观扭曲的叠加：既缺乏解决复杂问题的本领，又丧失“为官避事平生耻”的责任意识，更将权力异化为谋私工具。
“挑肥拣瘦”行为的根源在于政绩观错位。一些干部将“出彩”等同于“出政绩”，将“避责”等同于“保平安”，陷入“唯上不唯实”的思维窠臼。浙江诸暨通过“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将群众满意度纳入干部考核，正是以制度重塑价值导向的典范。新时代干部需以“利民之事，丝发必兴”为准则，树立“无我”境界与“大我”格局，将个人价值融入为民服务的实践中。正如青海“转作风、勇争先”专项行动所强调的，作风建设需从“思想淬炼”入手，通过党性教育、榜样引领实现从“要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
破解选择性履职困局，需构建激励约束并重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建立科学考核机制，如湖北宜昌市将科技创新权重提升至30%的差异化考核，使“干多干少不一样”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安徽、江苏等地通过“正负面清单”明确容错边界，为改革者卸下“怕犯错”的心理包袱。更需强化监督问责，如济南市实行“干与不干泾渭分明”的干部评价体系，对不作为者“亮红牌”，让担当者“站C位”。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闭环，激活干部队伍“一池春水”。
作风建设需借力技术赋能。浙江诸暨开发的“浙里兴村治社”数字化平台，将矛盾化解率、民生项目进度等数据实时可视化，倒逼干部直面问题；海南澄迈罗驿古村通过“数字博物馆+智能导览”系统，将干部服务效能与群众评价直接挂钩，实现监督透明化。此类实践表明，技术手段能够压缩形式主义生存空间，推动干部从“痕迹管理”转向“实效比拼”，为作风建设注入科技动能。
作风建设常态化离不开政治生态净化。扬州挖掘“盛氏三杰”廉洁文化打造教育基地，山西晋城梳理33种容错情形强化制度认同，均体现“软约束”与“硬制度”的协同。需持续开展“基层减负”行动，如南京市建邺区整治“文山会海”的经验所示，只有减少“表格抗疫”“台账留痕”等无效劳动，干部才能腾出精力办实事。最终目标是构建“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的生态，让真抓实干成为新时代干部的最亮底色。
从“挑肥拣瘦”到“真抓实干”的转型，是价值观重塑、制度革新与技术赋能的系统工程。唯有以“政贵有恒”的定力持续推进作风建设，方能锻造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民族复兴注入不竭动力。（高剑波）
来源：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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