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叶挺给蒋介石的信发出5个多月后，1941年7月里的一个早晨，一大群特务、宪兵拥进叶挺的囚室，向叶挺宣布：“委员长请军长到重庆去，现在就走。”叶挺借收拾物品的机会，给囚在上饶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写了几句话，揉成一个小纸团，丢在地下。一个同情新四军的宪兵拾到那张纸条，交给了王聿先和叶育青。纸条上写的是：“我走了。途中可能遭到意外。但他们要想逼我屈服，则万万办不到。”
说是到重庆去，实际上走到桂林就停了下来，叶挺被移交给军统局桂林办事处，关进了七星岩的一个山洞里。岩洞一带戒备森严，活动范围很小，和外界的联系全被切断。生活水平也下降了，吃的住的都不如从前。叶挺心知肚明，这是蒋介石给他“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惩治，是折服他的另一个步骤。
叶挺准备长期坐牢。他买了一只羊，每天牵着出去放牧，挤羊奶补养身体。晚上不准出洞，他就用竹子和铁盒做了一盏小油灯，用来读书看报。
5个月后，即1942年1月3日，蒋介石觉得叶挺的苦头吃得差不多了，才下令将他解往重庆。
叶挺在军统特务的挟持下，乘班机由桂林到达重庆。他没有被押到重庆郊外专关重犯的渣滓洞，而是被安顿在林森路的一所阔绰洋房里，生活也提高了，每顿饭都有佳肴美味。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还跑来跟叶挺说：“叶军长，我们戴笠局长说了，你缺什么少什么，只管提出来，不必客气。”
如此提高“待遇”，叶挺明白他们想干什么――蒋介石还在算计着收买自己。果然，两天之后，沈醉带着理发师和新衣服来了。他一定要叶挺理发修面，换衣服，改变一下精神面貌。叶挺说：“我的须发已蓄了一年，不获无条件释放决不理。”沈醉说：“重庆夏天极热，不理短些受不了，还会长虱子。”叶挺说：“请不必担心，天气热也能忍受。”沈醉见自己说服不了叶挺，只得把戴笠交给的底牌亮出来：“叶将军，你不知道，委员长和陈长官可能要见你，那种场合你这样子……”叶挺不动声色地说：“那也没有关系，我不会为了见什么人而修理须发的。”沈醉没有办法说服叶挺，只得回去复命。戴笠也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几天之后，陈诚果真来了。叶挺和陈诚既是保定军校同学，又是毕业后一起在粤军任职的老“袍泽”，叶挺任新四军军长，还是陈诚向蒋介石“保荐”的呢。蒋介石所以同意叶挺到重庆来，也想利用“荐举勋业名将”陈诚和叶挺的这层关系，说服叶挺归顺。
陈诚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实际权力比这两个职位大得多。他神气活现地走进叶挺的住房，见叶挺黑须飘胸，长长的花白头发如一团乱草，穿一身破旧的灰色军装，面色苍白。他故作吃惊地说：“希夷，你怎么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叶挺冷冷地回答：“一个囚徒，还会有什么好样子！”陈诚摇着头又问：“为什么不理发修面？”叶挺顶上反问：“为什么不给我自由？”两个老朋友一见就顶撞起来，这是陈诚没有想到的。他稍作停顿，像是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这种生活一定要结束，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希夷兄，跟我走吧，到我第六战区去。”“干什么？”“出任副司令长官。如不愿意任实职，挂个‘高参’名义，长期休养……”叶挺马上打断他的话说：“你像顾祝同一样，是老蒋请你来当说客的吧？”陈诚哂笑一声说：“希夷兄，听我一句话，委员长是器重你，爱惜你这个人才的。我知道你不是个长久赋闲的人，总得出来做点事。”叶挺一听，火气直往头上冒，但他强压住怒火，尽量心平气和。他说：“辞修，你真想帮我的话，我请你劝说老蒋，无条件地释放新四军被俘官兵。至于对我，除了恢复自由，并让我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让我带兵打鬼子，除此之外，任何安排我都不能接受。”陈诚为难地说：“新四军‘叛变’，早已被取消了番号，宣布解散了。”叶挺一听，就抑制不住感情，大声质问陈诚：“蒋介石到底有什么理由围攻新四军？为什么要捏造‘叛变’的罪名，把我和我的部属镣铐加身，投入监狱？国难当头，残杀友军，亲者痛、仇者快，他有何脸面以对国人？又如何向炎黄子孙和文明历史做出交代？”叶挺的质问像连珠炮一样，陈诚垂首无法回答，只得耐心苦劝：“希夷，切勿动怒，过去的事放一放，万望老兄多想今后怎么办？”
叶挺又激动起来：“8000将士被歼，我能放得下吗？”想想对陈诚发火也没有用，他又强压怒火，重声说：“今后怎么办！我已经说过多次，请老蒋无条件释放新四军的被俘人员，恢复我的自由，让我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否则，任何职务，我都不能接受。”
话说到这份上，陈诚也不好再劝了，他只好说“请希夷兄再考虑”，等他向蒋介石报告以后，再作商议。说罢起身要走，叶挺说：“辞修且慢，还有一事相托，我希望见到周恩来和郭沫若，希望能帮助安排来这里见一面。”陈诚点头应诺，然后怏怏而返。
时过不久，陈诚又来一次，主要转达蒋介石的态度，驳回了叶挺对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的请求。对想见周恩来、郭沫若的要求，老蒋也不答。陈诚再三表示，他也同情在押人员的境遇，还要帮助交涉。同时还请叶挺考虑老蒋的良苦用心，转到国民党方面去工作。双方自然谈不拢，又一次不欢而散。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