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提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我们摆脱过去的一些片面认识，大胆利用国外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立足我国实际，把国外的这些有用的东西认真学过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加以运用、改进、提高，以创造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新东西，这样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本事就会增大起来，就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所以我们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有用东西时，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办法要更多一些，而不要被“姓社还是姓资”问题的抽象争论束缚住自己的思想和手脚，迈不开前进的步子。因为学习和利用这些有用的东西，不存在“姓社姓资”问题，它们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用。我们引进一些西方国家的资本，兴办一些“三资”企业，虽然外国资本家要赚一些钱，但总的说来，它们在我国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经营，其中有我们的股份，我们可以收税，可以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可以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更多地获得国际市场的信息，可以有助于扩大我们对外贸易的市场。所以，“三资”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要看到，任何社会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一点资本主义因素存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国家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不会影响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对糟粕的东西则应剔除，不能学。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好的东西时，当然不能妄自菲薄，不能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信心。我们并不是一切都落后，如果因为要向外国学习，就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了，变成盲目崇外，那同样是一种片面性。
至于极少数人，认为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如议会制、多党制、私有制等，也应照搬过来，对于这种错误倾向，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和防止，不能让它们干扰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某些新的变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会越来越融合在一起，这种抹去两种制度区别的所谓“趋同论”，也是站不住脚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种本来就存在的根本界限，无疑是应该划清的，而不可以含糊。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好东西，有些东西不仅要学，还要花钱去买；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抑制各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准备了“两手”，掌握了“两点论”，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工作就会广泛正确地开展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
(四)关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历史经验说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不可逾越的阶段。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充分发育的完善的市场机制。那种认为市场作用多了，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耽心，是没有根据的和不正确的。一九九○年底，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不控制？有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就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得要，不搞市场，自甘落后，连世界信息都不知道。小平同志在最近的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讲得更简明更深刻了。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恩格斯在他晚年就已开始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一八九一年，他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指出，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出现，标志着生产的“无计划性没有了”。他说：纲领草案中所说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也曾经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发展，一般垄断变为国家垄断，从而“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列宁又说：“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不估计到托拉斯的作用，却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计划性’，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引用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话，是想引起同志们进一步注意，注意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研究，以利于分清哪些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哪些不属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
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就是明显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凯恩斯强调对全社会进行总需求管理，特别是利用财政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这对挽救三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的大萧条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还强调通过累进式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馈赠税，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这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除了各企业内部加强了计划性，在宏观层次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计划调节。
到了二次大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计划。例如，日本先后制定了九个经济发展计划，法国也连续制定了十个经济发展计划。这些都说明，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是很注意对经济活动进行计划控制的。因此，我们同志的思想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概念上了，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当然，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计划手段的范围和形式是会有些区别的，如同运用市场手段的范围和形式也是会有些区别的一样。
关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通过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我们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我们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生活，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对加快经济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过去，我们往往只看到市场的自发性方面所带来的一些消极作用，而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的促进作用。这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大量事实表明，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而且，市场对各种信号的反映也是灵敏迅速的。正因为有这些优点，所以市场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为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过去对市场的片面认识和偏见正在被抛弃。当然，我们强调充分看到市场的优点，并不是说市场是全面的万能的。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十二大时，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我这里讲的是党的正式文件中的一些提法，至于学术界、理论界在讨论中的不同意见、不同提法就更多了。最近经过学习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在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发展变化，包括出现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讨论，这是正常的，说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总是要经过反复认识和反复讨论，并通过实践不断总结提高，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认识。现在可以这样讲，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总结国内外经验，我们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全党也进一步统一了，完全可以进人加快实施的阶段了。
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我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眼下不必忙于做出定论。不过，我想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前面已讲到资本主义经济也并不是无计划。所以，我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的。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当然，这还不是定论。不管十四大报告中最后确定哪一种提法，都需要阐明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我认为，主要特征应有这样几个：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
要加快新经济体制的建立，当前必须抓紧解决好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证经济总量平衡和重大经济结构与布局的协调。政府部门不得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具体事务，一定要使微观经济放开搞活，同时搞好必要的宏观调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孤立地实现。
二是抓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的转换，真正推动企业走上市场，使它们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和自担风险，达到责权利相统一。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的转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进一步探索和选择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过程，这些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和正确有效的，这就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大胆试验，取得成功经验后，就加以实行和推广。国家直接经营形式(一部分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承包经营形式、股份经营形式、租赁经营形式等等，都可以区别不同国有企业的情况，在不同的范围内有选择地加以实行，并不断总结经验，使它们逐步完善起来。不管采取那种经营形式，目的都是为了把国有企业真正搞活搞好，使它们不断提高竞争能力和增强发展后劲。
三是要适应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要求，切实更新计划观念，转变计划管理职能和方式，使计划能够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同时，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引导和调控市场健康发展。
四是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建立统一的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这就要求我们的主管部门和有关方面，必须共同配合，一方面努力建立和健全市场体系，在继续发展商品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的同时，积极培育和发展包括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的资金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努力健全和严格执行市场管理制度，以利于形成和保持良好的市场秩序。
五是要加强经济法规和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既要加强和完善硬件的基础设施，如通讯、计算机网络、银行、交通等等；又要健全和完善软件的基础设施，如规范的会计、审计、统计、税收等等，以保证社会经济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运行。
(五)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是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革命，目的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增强生机与活力。在加快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其同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并做到互相促进。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国家一些人关注这个问题，是有其政治意图的。我在会见一些西方来宾时，坦率地说明了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任务和意义，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中国决不会搞多党制、议会制，不会走西方议会民主的道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将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我们将通过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等措施，增强党政机关和领导班子的活力；通过机构改革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决策效率和办事效率；通过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权力下放等措施，充分调动各行各业和基层群众的积极性。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的，就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取得和保持一个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当前，需要迅速提上日程并抓紧解决的一项重要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就是进一步进行机构改革，实行精兵简政。我们的党政机关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已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全国党政群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已达三千一百四十万人，其中党政群机关九百零六万人，事业单位两千二百三十四万人。县以上各级党政机关超编约六十万人，乡镇一级超编二百一十四万人。一九九○年全国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人数，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这么庞大的机构，大大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一九八○年全国行政管理费开支为六十六点八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五点五，到一九九○年已达三百三十三点五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七。如果加上事业费，一九九○年共支出一千二百五十五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六，各级财政已不堪其负。
这充分说明，机构改革，精兵简政，确实是到了刻不容缓，非搞不可的时候了。冗员充塞，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这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难以承受的。
这种状况带来的弊端和后果十分严重。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互相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纪律废弛、以权谋私等等现象都出来了。对宏观调控不力，对微观又干预过多，管得过死。许多部门硬性要求企业设置对口机构，配备人员，有的一直管到企业班组，把企业的手脚全给捆死了。这还有什么企业自主权、什么经济活力可言？如果我们不下大决心搞机构改革，精兵简政，那么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培育和发展市场等等，都有落空的危险，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就会障碍重重。
如何进行机构改革呢？中央责成中央编制委员会正在加紧研究改革的方案、步骤和措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总的方向是搞“小机关，大服务”。为了保证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有领导有秩序地分步实施。历史经验说明，凡是涉及带群众性的问题和直接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问题，要格外慎重对待，要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要少说多做。
这里附带说一下，前些日子一些地方出现过“砸破‘三铁’”的口号，想尽快克服企业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心意是好的，但鉴于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富余人员的出路尚未统筹安排，不宜简单提这样的口号，更不宜在报上公开宣传，以免引起人心浮动，给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以至社会安定带来不利影响。
（责任编辑：悦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