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甩掉别人给她的包袱，也在与自己和解，“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采访｜何伊凡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李艳艳
某个早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正聊着天，刘畅走神了。父亲说话的声音渐渐在耳边模糊，她发觉，好像有一个自己突然跑到了餐桌上空，俯瞰着这张桌子、两对父女。她看到自己的丈夫会搂着女儿，亲亲抱抱摸摸头；而她与自己的父亲，一上桌就是谈工作。
如顿悟一般，她对女儿冒出一句，“你看咱们这桌多神奇，两对父女，肢体动作和谈话语言完全不一样。”
刘畅现在是新希望集团董事、新希望六和董事长、新希望投资集团董事长，而她的父亲是新希望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刘永好，多重角色下，注定他俩的关系很难是简单的父与女。
她也不会陷入对父爱表达的求索。“我爸不是那种风格，我不也过得挺好的。我获取的跟我女儿获取的不一样。”刘畅说，“我从小确实好像很能干，很能张罗，像个陀螺，一上来就能转，因为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打造出来的。”
刘畅扮演着众多角色，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是企业负责人，在饱和的日常中，她的自我生存空间无疑受到挤压。有人说，刘畅忽然通透了。可她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某一天，她丢掉了体重仪，不再每天称体重；某一天，丢掉了血氧监控仪，也丢掉了血糖监控仪；某一天，在梦中萌生剪掉留了十多年长发的念头后，立刻就行动。
她在甩掉别人给她的包袱，也在与自己和解。“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刘畅说。
她的身体里可能曾住着多个“刘畅”，叛逆、热辣、直接、敏感的小女孩，父亲培养出来的合格接班人，以及偶尔在家庭饭桌中抽离出来，在夜深人静中突然出现，能俯瞰全景的成熟稳定的成年人。她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在事和时的揉搓下，现在都是刘畅。
刘畅是骄傲的，但在过去两年，这种骄傲受到一次次的冲击。受史无前例的“猪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新希望的经营遇到历史性的难题。2022年起，新希望开启“瘦身计划”，调整资产布局，强调降本增效，聚焦主业。
作为上市公司掌舵人，修复资产负债表、重拾团队信心的重任，落在了刘畅肩上。在新希望六和2023年的年会上，她表示，养猪和农业现在结构性的变化是一场持久战，新希望六和要回归农业本质。
“陀螺”刘畅从未停止自转。从小到大，从求学到创业，从职场一路转到家，完成企业决策者、女儿、妻子和母亲等多重角色后，她才有机会从缝隙中找回自己。
现在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二代女性“扛旗”的时刻。包括刘畅在内，宗馥莉、杨惠妍、何超琼等很多“二代”女性，开始在企业管理和传承中扮演关键角色。
3月末，我们与这位多面、真实、直接的“不完美接班人”聊了聊。
以下为采访内容实录（有删减）：
聊梦境和短发：剪短头发，也是希望传递一个态度
《中国企业家》：近两年有一些关于女性觉醒的电影，如《芭比》《热辣滚烫》，你看过吗？对于其中展现出的女性角色，如何评价？
刘畅：这两部电影，我都挺喜欢的，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热辣滚烫》。因为贾玲的整部戏让我觉得，她特别真诚，而且电影中没有通过展现过多的打斗场面来刻意把人的肾上腺素“轰”上去，整部电影还是克制和特别真诚的。
《芭比》也是。对于芭比娃娃，可能比我年纪小一些的人更能共情。从文化本身而言，原本芭比那个角色，要说我有多入迷，肯定没有——我们小时候没有芭比娃娃。再后身边出现，也过了那个年龄，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微创业了，从心态来讲，也不太需要“芭比娃娃”。
《中国企业家》：《热辣滚烫》的结局中，女主没有赢得比赛，但她赢了自己，你怎么看待这个结局？
刘畅：这里的处理非常好，这是高级的。同时，也传递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去传递的价值观。过去，大家太过于把成功作为做事的唯一标准——那到底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成功的人生？我们其实没有仔细想清楚。所以大家基本上毕业以后，就一脑袋扎进职场，过程很痛苦。
如果外部环境允许，为什么你不多想想，多反问自己。就像感情有很多种，成功有多少种？
《中国企业家》：你会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这个问题吗？
刘畅：我自己从小到大的变化其实比较大。小时候，我上课都不敢举手发言。但我也从当时一步一步变成今天这样子的。这个东西是逼出来的吗？还是（自然而然）走到这里的？我想，这是选择也是被选择的结果。
过程中有几次，我有这么问过自己。有时候，因为自己挥出去一拳头打到我老公而惊醒。在梦里，我确实是想打我老公一拳，因为有时我叫他，他老不答应。当时，你也不能跟他发火，一发火我的“能量”在早上就用完了，但我在公司还有一整天的会。经常这样，自己说服自己。但有时堆积多了，可能哪天做梦，就会梦见了这个场景。他很冤，也很懵。
后来我和自己说，为什么不在真实的场景里，把感受说出来？和他说，我有多么不舒服，这个不舒服积压起来，会造成我的内伤，以至于梦到这个场景。我也会在梦中骂人。每天工作积压很多，脑子一直在转，情绪却跟不上，或情绪在了，脑子还无法识别，只能压在那儿。
《中国企业家》：作为管理者，这种情绪是要发出来好，还是控制一些好？
刘畅：能不发火，尽量不要发火。我不是个脾气很坏的人，我讲求直接高效，非常喜欢有专业能力、有专业方法的人。“直接”是沟通中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我的选择。而且工作也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希望自己不要把这么多的个人情绪和个人风格，全都放在这个角色中。
就像我剪短头发，也是希望传递一个态度，大家在工作上，尽可能地把我的性别特点去掉一些，不要去猜我的脾气和反应，而是更加直接地沟通。如果我真的发脾气了，其实是对自己的不可控，我会坦诚地跟同事说，我不是针对他们。
《中国企业家》：你一直留长发吗？
刘畅：不是。十二三年前，也剪过一次短发，好像那时也在经历人生选择，当时家里催婚。那时，我还没有正式接班，生意也不需要我操太多心，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这个行业最干的货。除了埃及，其他海外工厂我都去过。
那次剪短头发，一方面是表达我的态度，另外也是想让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我要搞明白爱情和婚姻是什么，这期间希望大家不要讨论我，不要通过我的表象去判断我。这次剪短，是因为现在工作强度很大，有一天刚刚入睡没多久，梦里冒出了一个念头——我想剪头发。
《中国企业家》：你经常会从梦里得到启发吗？
刘畅：梦对我特别重要，白天挤不出什么时间给自己了，只有睡觉时，好像完全是自己。有时下班回家，内心还期盼是不是再等10分钟，那时孩子就睡了，我就能回自己的房间看会儿书。如果他们没睡，我就要进入另外一个角色。
我还挺重视我在睡眠中获取的信息，因为那时可以直面自己的内心。日常中，“我”的声音会被压抑，所以我要去听那个“我”在说什么，如果老不听，它的声音会越来越小。
听到这些声音后，尊重它、呵护它，做一些改变来看看。就像刚刚我们谈论的两部电影，女性觉醒，就像我跟自己说的，在你的睡眠中，安静的时刻，那个小小的声音就是你。
聊角色与叛逆：女老板可能比男老板要忙得多
《中国企业家》：你的梦中出现了很多次“家庭”。你接班11年来，也经历了几次行业周期，这次似乎有些不一样。
刘畅：这次是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家有很浓的创业的氛围，爸爸妈妈属于比拼式夫妻。妈妈是高考恢复后，第一届就考上了华西医科大学，是个学霸。我爸的几个兄弟都非常“卷”。
前几年的某个春节，大家坐在一起，说的都是干货，你说这个行业，他说那个行业，没有一句废话。这是过日子吗？坐在那里听他们聊天时，就有两个我在干仗：一个是大过年真不想在那坐着，我想去隔壁唱歌；另一个，则拉着我，要是不听，感觉又会错过很多东西。
他们很卷，我也是被卷出来的。回到公司后，我们节奏上非常匹配，从来就没有跟不上或者自驱力不够（的情况），一上来就是陀螺，自转起来。
因为之前一直都比较平稳，整个经济增长中，我们也享受了很多红利。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成长，能国内国外深入了解自己的产业。我很早就去了我们海外最早成立的饲料厂，去了解员工，了解各个地方的民俗，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里安身立命。
我的自信，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见过的世界、去的地方。
比如，我去过印度农村的玉米地，也在巴西的货运铁路上走过几公里，在那些乡村的小火车站里吃过泡面，这些都是我感到骄傲的地方。这种好日子，给了我犯错的空间和成长的时间，很感谢一直以来的团队，他们也有担当。
《中国企业家》：过去三年，新希望六和面临一系列挑战。各方面压力来袭，会不会对你的“骄傲”带来冲击？
刘畅：比较顺的时候，不那么容易感受到自己，照不着镜子，就摸不到自己的棱角。这两年我好像更能摸得到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女性的觉醒。很多时候，女性在职场，有多种角色，我们繁忙的程度有可能比男性更高。
我比较过。比如孩子打电话进来，你就要马上要变成妈妈，要和他沟通。有次我儿子找我，因为我正跟重要合作伙伴沟通，我就给他挂了。一会儿打回去后，他说，妈妈你就知道你的工作，你根本就不爱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能没有情绪吗？肯定还是有一点的，但你还得平静。
了解儿子的问题后，还要去解决，于是在厕所里，我给老师打电话，给老公打电话。事情解决了，又得回来工作。如果忙起来，中间是没有缝隙的。所以我说，女老板可能比男老板要忙得多。
我们中国女性太能忍辱负重了，这种忍辱负重甚至变成了“美德”。但这个“美德”是不是也得有一个边界？我们是不是要互相尊重、理解，互相给予？如果不是，我挂这样一个“牌子”，有什么用？经常有人说，你看别人又在外面夸你，对此我无感。
我特别愿意去参与一些女性话题，因为我看到很多女性在委屈自己。
去年，我和我老公说，这两年压力太大了。公司里，我是老板，要当机立断，一点不能退缩；家里，爸爸妈妈的年纪大了，我是长女，一定要顶住；孩子面前，我也不能低于70分，绝对不能情绪崩溃。我和他说，那在老婆这个角色上，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善解人意。然后他愣了一下，不置可否。我想的是，在我俩的关系中，我想做一个任性的女孩。
《中国企业家》：你的内心里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说，你要去卷，去做得更好；另一个声音是，你要去做自己，任性一点。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中，声音的响度不一样。
刘畅：从小我爸给我就是这么一句话，你要样样都要好，这样大家都会很喜欢你。好像我的人设，就是一个样样都好的人。小的时候，我要读书好，要体育好，要会讲演。因为不太敢举手，又被一次次扔出去锻炼。我爸到现在都开玩笑说我，你居然不会开车。可是，我就不会开车，我什么都会，我做饭做再复杂的我都会，这些优点怎么不说？但我还是感谢他，他是个对自己说真话的父亲。
有时，我会在食物上找点乐趣，他完全不知道，他也肯定不知道。小时候，有一阵子我挺胖的，就是吃甜食吃的，那时候很卷自己，又没有做到，就很郁闷。我现在一口甜食都不吃，那个时候吃够了。那时因为内心那种焦虑，对自己的不满意，我就拼命吃甜食。然后我爸就觉得，自己不注意控制体重，我们一家人都很在意自我管理。那时，恼火被要求完美。
《中国企业家》：芭比就是一个完美的形象。
刘畅：因为你要去担当，你要去理解，你要能够善意，你要能在这个场域中成为一束光。我妈在那边就成了一束光，我也要成为一束光。他们俩对我确实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念。
《中国企业家》：你觉得自己叛逆吗？
刘畅：我有叛逆的一面，可能我爸说起这话题的话，他也蛮头痛。我心里有两个我，而且我会把我自己说出来，我需要你理解。我是女孩，我又是担当着好多男孩在做的事情，所以我有好多别人看不到的一面，我需要把自己讲出来，让你了解。
我能感觉到爱意，我不缺爱。一度我老公说，你们父女好像很理性，上来都聊工作。有时我爸早上会跟我们一起吃早饭，然后一桌就有两对父女，我和我父亲，以及我老公和闺女儿子。有一天我吃着饭，有点走神，觉得忽然间好像有一个自己跑到上面去，俯瞰这张桌。
我忽然冒了一句，我跟我女儿说，你看咱们这桌多神奇，这桌两对父女，谈话和肢体语言完全不一样。我老公一上桌就去搂他女儿，抱抱亲亲摸摸头，我一坐上来就谈工作。真神奇，两对父女，但我们都挺好的，只是聊天方式不一样。
《中国企业家》：你什么时候达到了这样通透的状态？
刘畅：这是“逐渐”的过程。有一天我丢掉了体重仪，后来丢掉了血氧监控仪、血糖监控仪，有一天剪短了头发，有一天甩掉了别人给我扣帽子的包袱。
不那么在意别人到底怎么说，这一点对我特别重要。当你自己真正处在决策中心时，可能跟爸爸的意见都不一样，但那个时候你必须要特别稳，特别笃定，特别冷静，不能有任何情绪来干扰，你根本不可能有一些小女孩的情绪。心里的小女孩跑出来的时候，靠边站。我要拿绝对够的证据来举证，说服那些需要理解我的人。正确是最重要的，方式方法、情绪是其次的。
女性有一点特质特别好，就是会更愿意做正确的事，而不是说看起来好。尽管我也会害怕，这样做短期内报表会不会不好看，会不会有很多挑战，要考虑那些的话，你没法做决策，事实上也会有人就是因为面对不了自己，最后去做了不一定最正确的事情。
《中国企业家》：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不断扔掉一些东西的过程，最后剩下的就是真正的自我。过去两年的经历，帮你扔掉了很多东西。
刘畅：前两天我在重看《霍乱时期的爱情》，小时候不太明白，觉得也不是什么精彩的爱情故事，现在再重看，我觉得看这本足够了。女主角最后上船时，她说，我只想带几件洗漱的衣服，一双鞋下船穿，就够了。我觉得那样就对了，小时候不理解，现在能理解了。
聊农业与管理：他们说我“眼里容不得沙”
《中国企业家》：你现在做的很多动作，是对管理能力的反思？
刘畅：因为在中国，养猪这个产业是这一轮周期中“噌”地一下变大的，没有人经历过这个事，行业没准备好，我们全中国的兽医都不够用。另外，这些兽医的上手能力不够，缺乏对非洲猪瘟等疫病防控的培训，他们也需要花时间上手。以前工业的逻辑还是大干快干，用时间抢空间，我现在倒过来了。
《中国企业家》：从2022年开始，新希望就开启了“瘦身计划”，降本增效。做减法是很痛苦的，你所做的最痛苦的减法是什么？是出售禽产业股份吗？
刘畅：这是我们深思熟虑的一个主题，主动发起对资产负债表修复的动作。到今天，不管是新希望六和，还是新希望集团，40多年高速发展的烙印中也有肥肉，有肿胀的地方，有不正确的组合，大家现在要面对这个问题。
产业高速增长的时候，你都来不及去尝它的滋味，就变成你的囊中之物了。回头看看，整体规模挺好看。我们不能站在一个时间点上，一定要去掰对与错，但是对与错中间还有一个更正确的选项，我们今天要做更正确的事情。
《中国企业家》：在新希望六和2023年的年会上，你曾说，养猪和农业现在结构性的变化是一场持久战，新希望六和要回归农业本质，一分一分地抠，挖掘利润池，并提醒员工“要业绩为王”而不是做那么多PPT。什么是农业的本质？为了多打粮食，你对团队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刘畅：农业是有情绪的，有生命的。我们的核心还是要把队伍管好，把风气搞正，一定要务实，要非常严肃。行情是波动的，动物的身体状况也是波动的，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在水上尽可能地架一个板子，平衡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行业的天然底层就是波动的，所以不会有人要求我们谋暴利。
对于我来说，第一责任是做到稳定，如果你说你把今年的原料看准了，赚了几个亿，你拿到该有的报酬和奖励，但情绪上我不会给你太高奖励，对我们行业来说，首先是做到稳定持续地供应，这是最有价值的。
《中国企业家》：处理分歧的时候，你跟父亲的方式会不会不一样？
刘畅：会。工作中，我喜欢说话说到那个点子上，要说白。
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领导也点过我，说我的问题，一是“眼里容不得沙”，这听起来是个贬义词。还有，“看破不要说破”。看破不说破，到现在，这句话我都不知道如何运用。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可能就得放弃一部分的自己，我不行。我已经那么追求完美了，眼睛容沙的人是不可能去追求更好的自己的，这是矛盾的。
《中国企业家》：回到2013年，你接任新希望六和董事长，如今已近11年。现在你的决策逻辑跟当初有什么区别？还记得接班第一天坐进办公室你什么感觉？
刘畅：区别就在于，我越来越相信自己。中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经历过背叛，你说信谁，最后你为什么不信自己，为什么不自己来做这个事情，难道自己真的差那么多吗？我也走过这么多年了。与其去问别人，我就自己来做这个决定。
如果一定要反思，过去的我比较天真。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善良正向的环境，不停学习和优化自己，自然而然，我连“龙”都是温柔对待的。正是因为我的眼里不容沙，所以可能那些不善意的，我第一时间就很敏感地把它排除出去了。
《中国企业家》：圆融是很多老企业家中经常用到的一个词，但不是你追求的境界？
刘畅：现在到不了那个境界，可能等再过10年，也许自然而然就有了。山是一步一步爬出来的，你现在要求我登峰造极，可能我还真是先要解决当前的问题。
聊接班与“二代”：我们回来，源于对爸爸的感情
《中国企业家》：一种说法称，现在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二代女性“扛旗”的时刻。包括你、宗馥莉、杨惠妍、何超琼等很多二代女性，开始在企业管理和传承中扮演关键角色，这样的情况似乎以前没有过。你觉得女性接班和男性接班有什么不同？
刘畅：有些苦，可能真的只有同样的角色才能明白。这个事上，我们自己的情感必须要做一个很大的转变，最苦、最难的时候，希望自己的爸爸疼一下。
我相信所有的这些女孩们，首先还是基于感情和责任回到家里（接班），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和后来的角色需要不停地转变。为什么我觉得《甄嬛传》是一部好片子，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职场戏，甄嬛一开始是一个恋爱脑，有自己的骄傲，可后来发现，为什么你对我的爱情竟然不是我想的那样。
一开始我们回来（接班），是源于对爸爸和家的感情，希望稍微有些分担。我的发心是这样，结果没有被认识到，反而被责怪说，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像现在那么有担当？那时，我被各种不理解，所以要转变自己的心态。包括像老板的角色，都慢慢需要一个转换期，因为妈妈能看得到你的痛，闺蜜能看得到你的委屈，但爸爸可能看不到。所以得靠你自己去拽，一次次地转身，一次次地去面对新的自己，跟自己和解。
《中国企业家》：也许父亲不是没看到，只是也要把柔软的自己包裹起来？
刘畅：我这样想过，我跟自己说一定有的。
今年春节，我的情绪爆发了一次，中途，哭着下楼，我爸妈正好在看电影。我妈让我别哭，我就和她说了那些存在的问题。我妈建议我和爸爸说说。我爸其实不懂，他说你拿出来一张纸，做一个利弊分析。我听完以后，哭累了，就睡着了。
朦朦胧胧的时候，有个人一下子把我搂起来，我觉得好温暖，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我老公。一睁眼，居然是我爸。我当时觉得巨惊讶，然后马上手就给他搂着，我觉得好温暖。那天晚上我出去，然后我整个人就对了。他的一个拥抱，我就被治愈了。
《中国企业家》：你在1980年出生，父亲在1982年创业。到今天你个人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都很良性。
刘畅：“第二代”非常不容易。他承前启后，知道这些感情的来路，知道这些财富的积累何去何从，还要安排它们如何往下走。所以他既是家人又是见证者，切身感受过他难的时候，看过他好的时候，什么都见过，其实我们是爸爸最大的知己，没有人比我们更懂他，也没有人比我们更心疼他。
我跟我爸说，你不需要像对外人一样那么的包容，你有脾气你要对我发，不能什么都忍着。有的时候有冲突反而是好事。这需要我自己的内心特别强大，才能跟他对话。这种对话不是说表浅的，因为大多数我们的同事跟他对话其实是表浅的，都不去触碰他的内心。但是你不碰这个东西，我们怎么能达成一个共识。
《中国企业家》：小时候你爸对你蛮严格的，听说你创业时宁愿去办信用卡，也不跟爸爸开口要钱。
刘畅：跟他要钱真是太难了。他要给我算利息，问我借多久，还不了的话怎么办？他会问，你有抵押物吗？你没有抵押物，凭你嘴上说个方案，我可是不认可你的方案的。他真的很烦，问的比银行问的多得多。但真实的生意就是这样的，从那一刻开始他在教你怎么做生意。今天，我在要求同事去看商铺时，也是同样的，你有没有搞清楚。
《中国企业家》：你曾形容说，你跟新希望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他也有生命，他的性格是怎样的？
刘畅：我这个兄弟挺好的，运气也很好。因为做这个行业，你也必须要坚持做好。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红利都享受到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正在主动去对这个兄弟做一个修改，而且必须要从最内核的人开始。
我们要去面对问题，如何常练内功，如何为自己的资产负债负责，然后还要可持续经营。外部的哪些因素变了不会回来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我们要进行复盘和反思。当然，我爸肯定会说，谁不想干好，这个结果也不是人家愿意的。
我说是，我也知道，我没有怪他，但我也不能不“鞭尸”，因为不面对，就没有认知。打叉以后，不要犯就好了。这些问题我以往都可以模糊，因为有增长的时候都掩盖得了。而今天水已经退了，还自己化妆给自己看，那就没意义了。
《中国企业家》：你如何理解“人生无限”？有没有称得上“人生无限”的榜样？
刘畅：我前阵子专门去了一趟福建，去见曹德旺曹总，他跟我单独聊了两个多小时，他儿子都惊了，他说从没见他跟任何一个人单独聊两个多小时。那天走了之后，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说曹总我很感动，您跟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还请我去家里吃饭，还不停给我夹菜。您说您九几年（公司）上市以后，才开始真正思考，自己要做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我算了算，当年您的年龄比我现在要大几岁，也是40多岁，要大几岁，我听完以后觉得很振奋，因为我觉得我还有时间，还来得及去思考，我应该怎么做公司，怎么样做人做事。
那天对我挺重要的。我觉得“人生无限”就是说，我们生命中遇到的这些人和事真的像一点点的光。我妈妈就是一束光，曹总于我而言也是那一束光，就追着光去，打破砂锅问到底，追着光去，就会有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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