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长三角“十一五”七宗“最”⑤

    中国最活跃的经济版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央行二总部落户上海，所有这一切都为“十一五”期间长三角金融一体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十一五”期间，长三角金融一体化能否打破大区行体制束缚，一体化之路能走多远 。   

    “如果央行职能部门的分拆，是出于服务现有市场的初衷，此次行为具有非常的意义。”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张纪康就去年8月初就央行二总部落户上海一事发表意见称，“但如果是为了促进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金融发展，央行应该把货币决策部门放到上海来才更有意义。”

    张纪康的遗憾所对应的事实是央行机构设置的尴尬：长三角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而作为行使央行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却在这里有两个大区行——南京分行辖管安徽、江苏，而上海分行则分管上海、浙江和福建，完整的市场被割裂成两块。

    大区行体制遭质疑

    为什么在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密的长三角地区分设上海、南京两家大区分行呢？难道它们的"地域经济相关性"还不够吗？

    2004年年末，央行上海和南京分行宣布正式建立长三角金融联动合作机制，下发了两家分行如何开展交流与协作等问题的会议纪要。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告诉记者，“长三角金融联动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实际的联动刚刚开始。”

    事实上，关于大区行体制合理性的议论自1998年央行机构改革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更是反复聚焦在上海、南京两家大区行上，即，为什么在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密的长三角地区分设上海、南京两家大区分行呢？难道它们的“地域经济相关性”还不够吗？

    “沪苏浙原本是一个整体，分设两个大区分行，等于把长三角一分为二。”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教授并不掩饰其不满。而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副所长杨建文更是反问道，“上海与福建经济联系紧密还是与江苏联系紧密？苏州与上海经济联系紧密还是与南京联系紧密？”

    这种行政壁垒所带来的影响很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如上海银行早在2002年就将跨区域发展列入2003年计划中，但直至去年年底，该行申请设立宁波分行方始获批。很难说，这一等待过程是否就有分头监管的影响在里面。另据业内人士透露，上海银行还曾打算在江苏和安徽设立分支机构，但这两地属于人行南京分行管辖，考虑到监管的关系，后来才决定在浙江宁波(属于人行上海分行管辖)设立分支。

    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对金融一体化形成“倒逼”，反过来说，就是由于金融联动的滞后，遏制了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据统计，上海对外省市区投资总额中，在苏浙的投资占63%；苏浙企业在上海的投资也占了两省对外省市区投资总额的31%。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中的金融联动策略研究》的作者之一葛祥指出，“如果不能提供很好的跨区域金融服务，企业的跨区域投资就无法正常进行，财务成本就要上升，效益就会下降。”

    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冯文伟教授则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谈了他所感受的危机。他认为，现在离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最后期限已经很近了，大量外资银行已经等在了门口。一旦它们进入，而国内的金融机构如果还没准备好，或者说还在搞区域封锁，其结果可想而知。

    地方利益难割弃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推进的最大困难，还是各方的利益不好协调，尤其牵涉到地方政府和利益各方时，矛盾更为突出。几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并购重组涉及的股东较多，各方利益的均衡点恐怕很难找到。"某银行高管显然对此甚是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