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王一鸣：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体制条件

　　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体制条件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就要从适应高速增长阶段的体制，转向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所以，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构建一个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贺斌

　　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推动高质量发展将面临哪些挑战？应该如何应对？

　　就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在两会上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他表示，如果说“中国速度”已经享誉世界，那么高质量发展将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使“中国质量”同样享誉世界。从“中国速度”转向“中国质量”，就是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将会面临高速增长阶段未曾遇到的挑战。应对挑战，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王一鸣说。

　　解决“质量缺口”

　　中国新闻周刊：明确提出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有何意义？

　　王一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速度”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也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赞誉。但是，在总结过去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当然，这里讲的质量，其内涵是多维度的，包括微观层面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中观层面的产业价值链水平，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率。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短缺经济起步，主要是解决工农业产品的“数量缺口”，经过近40年的发展，现在这个缺口基本填满了，很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有220多种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跃居世界前列。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高速增长阶段主要是解决数量问题，但质量问题还没有解决，“质量缺口”还很大。

　　解决质量问题，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也就是说，我们在完成了“中国速度”领先世界的这样一个标志性成就之后，如何去实现“中国质量”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如果“中国质量”也能像“中国速度”一样，受到世界的广泛赞誉，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认为其意义就是开启了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而这个历史进程同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已经开展了两年多时间，取得了积极成效。在你看来，中国要转向高质量发展，还有哪些不适应？

　　王一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还是很明显的，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上，钢铁、煤炭去产能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房地产库存明显减少，企业杠杆率稳中有降，减税降费成效显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短板加快补齐。在存量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的同时，优质增量供给不断扩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成长，比如我国移动支付、高铁网络、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等跻身世界前列。

　　但也要看到，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所面临的条件、挑战和任务都不一样，可能会因为还习惯于过去的思维，过去的理念，过去的发展方式，在转换过程中会有诸多不适应。习惯于过去那种拼速度、搞产能扩张的发展方式，一旦转向高质量阶段，原有的思维、理念和发展方式都要有相应的调整，就像火车换一个轨道。我觉得，这个转换过程也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GDP增长预期目标为6.5%左右，是否意味着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将会放缓？

　　王一鸣：2011年后，经济增速已经从两位数降为一位数，而且是逐年在下降，过去这些年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从去年情况看，全年增长6.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这是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回升。可以说，经济已经达到一个相对的均衡点。当然经济肯定还会有波动的，不可能是一条水平线。

　　从经济学角度衡量，主要看经济增速是不是与潜在增长率大体吻合。我认为，今年将GDP增速定在6.5%左右，与当前的潜在增长率是基本吻合的，经济增速与结构、质量、效益等指标匹配度也较好。未来经济增速会围绕这个潜在增长水平小幅波动。去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2.7万亿元，体量越来越大，现在增长1个百分点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从中长期趋势看，增速还会有所回落，但在未来一个阶段，经济增速会大体稳定。

　　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新闻周刊：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你认为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王一鸣：最根本的还是体制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中国速度能够领先世界？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这是最根本的条件。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就要从适应高速增长阶段的体制，转向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所以，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构建一个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制度环境包括哪些方面？

　　王一鸣：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已经谈到了，就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市场机制有效是基础。质量靠什么？靠竞争。而竞争靠什么？就要有有效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打破一切妨碍公平竞争的条条框框。有竞争才有创新，有竞争才有活力，有竞争才有效率，有竞争才有质量，一切妨碍公平竞争的障碍都要清除。要进一步打破垄断，无论是行政性垄断、市场垄断，还是地方封锁、行业保护、所有制歧视等。

　　微观主体有活力是关键。宏观的高质量取决于微观的高质量，而微观主体要有提高质量的动力，最根本的还是要公平竞争，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通过创新推动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

　　宏观调控有度是保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应做市场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比如，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社会安全网等，这些都是政府要做的。而怎么把握这个度？我认为，凡是市场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就要让市场去做。但这并不代表政府放任不管，政府要当好“裁判员”，维护好市场秩序。

　　中国新闻周刊：在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上，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王一鸣：实际上，中共十九大报告写得很清楚，就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市场经济产权一定要清晰，没有清晰的产权就没有交易，这就要没有市场行为。所以，严格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是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

　　要素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深化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市场化改革。现在商品和服务基本市场化了，但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这就要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此同时，还要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要更加注重采取间接性、引导性的调控手段

　　中国新闻周刊：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出哪些新要求？

　　王一鸣：随着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增强。2013年~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为56.2%，高于资本形成12.4个百分点。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资本形成高26.7个百分点，比2013年~2017年最终消费的年均贡献率高2.6个百分点。消费已经稳定地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因此，宏观调控的政策着力点应从重投资逐步转向重消费。这与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是相呼应的，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相一致的。消费者主体地位的增强，也有利于推动转变政府职能，促使政府更加注重改善市场和消费环境，约束好“有形之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投资导向转向消费导向，就要更加注重采取间接性、引导性的调控手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宏观政策体系；就要更加注重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与市场主体的沟通交流；就要更加注重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支撑系统，提高宏观数据信息准确性和时效性；就要更加注重完善消费统计指标和统计体系。这对调控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宏观调控要主动适应这种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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