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魔术师》编剧：好编剧要讲好自己的故事

　　香港编剧刘浩良表示，他平时经常考虑如何把香港的故事讲给北京听；由于他也在北京住，因此他也会考虑如何把北京的故事讲给广东听。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就是很难的问题，更别说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了。刘浩良认为，其实在讲故事的时候，并不是先考虑故事讲给谁听，而是要首先做到自己把故事讲清楚，讲得好。如果做到这一点，世界将主动了解你，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刘浩良称，在他入行前，香港电影曾风靡世界，当时成龙很红，全世界都爱看李小龙。他认为，那个时代的香港并不特别，也没有刻意要把这些电影拍给世界去看。因此，如果每个人都能讲自己的故事讲好，就做到讲好中国的故事了。

　　《泰囧》编剧：希望能用类型片讲述自己的故事

　　《泰囧》编剧束焕表示，目前中国人所理解的“中国故事”与外国人所理解的“中国故事”有偏差。他希望中国电影可以学习韩国，努力用类型片讲述自己的故事。

　　束焕介绍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个好莱坞公司与他接洽，希望听他讲几个他想讲的故事。于是束焕就准备了几个自己所理解的中国故事，结果对方希望他可以提供例如《鬼吹灯》一类的“奇幻故事”。束焕思考，这是不是外国人希望看到的中国故事。那外国人写的中国故事又是什么样呢？有个外国人写了一个《中国版的加勒比海盗》，由于这个外国人对中国做了很多研究，因此把主场景定在了成都。这个故事是讲大魔王用一颗珍珠征服世界的故事。束焕认为，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使用一个道具来征服世界的概念，而“魔戒”只出现在西方文化里。

　　现在的好莱坞，越来越多的使用中国元素，束焕认为，这表明中国的确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强大了。在最近刚刚上映的《地心引力》中，最后是中国的天宫一号救了两位宇航员。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故事，而只是中国元素，好莱坞此举只是为了让中国人买单。

　　束焕称，有人告诉他，中国内地每年会花钱看十部国产影片的铁杆影迷有1000万，他们创造了3亿元的票房。冯小刚拍的电影，基本可以吸引1000万观众，即获得3亿元的票房；如果他拍的稍微好点，可以吸引2000万观众，即6亿元的票房。他认为这个数字很鼓舞人心。束焕表示，十几年前，韩国电影还很生涩，但是近年来，韩国电影坚定不移的用类型片讲述韩国故事，他认为这也是中国电影要走的道路。

　　束焕最后表示，编剧只要抓住“我是谁”和“爱能改变一切”这两个核心，就能写出好故事。

　　香港编剧家协会副会长: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了解中国文化

　　香港编剧家协会会长、编剧林超荣表示，现在西方已经开始在其电影作品中加入中国元素，因此中国电影需要加快脚步，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比较好的结合起来，让外国人真正了解中国电影。

　　林超荣认为，一般来说，东方人讲西方的世界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西方世界比较难理解东方人的故事。林超荣以朱自清的《背影》为例解释了这个观点。对于《背影》这个故事，东方人觉得很感动，表达了中国人的父子关系，即父亲为孩子奉献很多；而西方人由于父子关系与东方不同，所以这个故事无法感动外国人。

　　去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讲的就是中国故事，他自己也表示，要感谢那些把他作品翻译成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莫言说：“没有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成世界的文学。” 因此，林超荣认为我们的故事给外国人看，画面不是问题，而是文化方面的问题，中国电影要让外国人明白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就无法了解中国的电影，因此讲中国的故事要从文化入手。

　　林超荣最后表示，中国市场很大很卖座，美国电影已经开始有中国的元素，例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等，因此中国电影一定要努力，要加快脚步。但他同时表示，中国人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优势，就是了解中国的美国人较少，而了解美国的中国人较多。如果将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较好的结合，就会获得成功。

　　<中国合伙人>编剧:力争5年拿到奥斯卡最佳编剧奖

　　《疯狂的石头》、《中国合伙人》的编剧周智勇表示，他对他现在的工作室十分满意，他希望5年时间里，他的工作室里某一位编剧能够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

　　周智勇称，中国人有个很好的师兄叫韩国人，他们成功的拍摄了很多全民电影。近年韩国拍摄的《汉江怪物》十分成功，虽然用美国的方法来讲故事，但其中蕴含的传统家庭观念，包括传统弓箭的运用等等，都包含了传统的、民族性的元素。从20年前的《生死谍战》开始，韩国电影开始商业化，而中国则刚刚开始。周智勇称，在这个时候，编剧千万不要掩盖自己的想象力，而是要去提高自己的技术，做一个富有创意的人。把中国的电影讲给世界听，应该用西方的方式写出中国人的想法。周智勇认为，李安是很好的平衡大师，他用美国人听得懂的讲故事的方法，讲了一个东方的传奇，因此编剧的关键是要融入西方。

　　<春光灿烂猪八戒>编剧:推广民族文化是编剧的责任

　　《春光灿烂猪八戒》的编剧李辉表示，推广民族文化的传承是编剧的责任。他看美剧和韩国电影时发现，他们的影视作品中大部分都在宣扬自己的民族文化，这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中很少看到。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为什么我们不推广自己的文化呢？

　　其次，李辉认为编剧要创作出能让观众获得民族归属感的作品，把家乡写的更美，把人写的更美。他希望编剧可以用自己的故事净化人与人的心灵，让观众在看了这些作品后，更加热爱自己居住的城市，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我们的文化。

　　在谈到编剧使命时，李辉表示，编剧的责任就是让别人爱上我们的文化，爱上我们的故事，爱上中国，这需要编剧用自己的故事来推广，来传递正能量。80%的韩国影视作品中都会提到“我们的国家还很艰难，我们要为祖国做一些贡献”，李辉认为这些话会对观众，还有孩子们起到很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编剧的使命和责任。但李辉表示，我国的很多影视作品里都是负能量，如果不把敌人干掉他就活不下去。当丑恶无限放大，美丽可能就会黯然失色。

　　李辉最后说，在美国影视作品里，每当英雄干掉一个邪恶力量的时候，美国国旗总会从一个角落出现，这就是美国的主旋律，让观众感觉美国很好，英雄都在美国。所以，李辉呼吁编剧创作剧本的时候要多多注意，带着国家荣誉感进行创作。

　　香港编剧：中国的编剧要懂中国的市场

　　香港导演、编剧及演员陈国新表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不单单只是要把中国故事讲给外国朋友听，还要兼顾中国市场。

　　陈国新把编剧比作以往坐在榕树下的一个说书人，他说：“我的价值不在于多少人围坐在我旁边听我讲故事，而是最后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听我讲结局。”大家都爱听故事，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听众，因此编剧要知道他们所讲的故事有多少观众，编剧首先要对市场，对听众有所认识。陈国新表示，编剧要把自己也当做听众，如果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故事，如何让其他听众喜欢自己的故事。

　　<周渔的火车>编剧:国外对中国商业电影要求更苛刻

　　《周渔的火车》的编剧邵晓黎表示，在主流商业领域，外国对我国电影的要求比对文艺片的要求还要苛刻。他希望提升国产电影的质量，因为“生产地沟油电影时间久了，可能中国电影还会养成地沟油口味的观众。”

　　邵晓黎表示，以前中国电影走出去靠影展路线，但是现在影展路线不行了，因为关注的重点变成了怎么进入别国的主流院线，而中国的文艺片没有进入外国的主流市场。他回顾了以前进入美国主流院线的电影，其中票房较好的有《英雄》、《功夫》、《霍元甲》、《一代宗师》、《卧虎藏龙》、《十面埋伏》等，全是功夫武侠，动作视觉类型的影片。纯粹国内制作的影片是张艺谋的影片，邵晓黎认为这些电影在制作品质上没有问题，但价值观上出现了问题。

　　那么在商业院线里，是不是别人不关注我们的价值观呢？邵晓黎认为，《金陵十三钗》引来贝尔却并未获得外国的认可，就说明在主流商业领域，别人的要求可能比文艺片可苛刻。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向好，因此外国纷纷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邵晓黎说：“我觉得世界不需要中国故事，需要的是中国人民币。”

　　现在的主流观众是90后青年，他们的社会阅历和知识储备还比较浅，邵晓黎表示，我们没有理由埋怨观众，因为“生产地沟油电影时间久了，可能中国电影还会养成地沟油口味的观众。”而培养出“地沟油口味”后，如果有一天真想做事的拿出一盘一盘美味大餐，大家反而会抗拒。

　　邵晓黎认为，壮大发展电影工业需要生产大量类型片，但拍摄类型片不一定要在故事和节奏方面毫无节制的复制好莱坞。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来华交流时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电影渴望商业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需要在商业化过程中增加对文化的信心。他希望不管千变万化都要讲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而且故事和价值观都要适应全球视野的要求，做到真实，言之有物。

　　喜羊羊之父卢永强：希望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原创者卢永强表示自1978年他进入无线电视做编剧开始，他就希望自己讲的故事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

　　卢永强最初推出过电视剧《一脚定江山》，并获得不错的收视率，后来他发现每个省都在设立少儿频道，因此决定转而去做动画。他希望中国可以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所加强，因为在和美国、日本这些文化大国PK的时候，如果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知识产权，别人也不会尊重，这样就很难获得市场份额。

　　卢永强希望，业界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听听他们在创意上的想法，他说：“未来还是他们的，未来故事还是要他们去想。”

　　在谈到《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时候，卢永强说，《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创作初衷十分简单，就是给小朋友提供一些娱乐，为他们的艰苦学习生活提供一些快乐。他说，曾经有位在上海工作的美国父亲带着他的孩子到访他的公司，因为虽然听不懂中文，他的儿子还是天天看《喜羊羊与灰太狼》；此外，《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音乐剧在新加坡上演过，卢永强认为，这表明中国编剧的创意是可以打动世界的观众的。现在《喜羊羊与灰太狼》受到一些批评，他将深刻的检讨。他相信，他的故事最终一定可以打动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观众。

　　湖南电影家协会主席:用中国文化特色和个性来讲中国故事

　　潇湘电影集团董事长、湖南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周丕学结合潇湘电影集团三部成功进入国际知名的电影节，并受到观众青睐的影片，介绍了他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给世界听的看法。

　　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演讲，并称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从小说的角度，谈论如何讲出中国故事的切身感受，对此周丕学深以为然。周丕学表示，小说需要精彩的故事，而对于电影，通常被称作故事片的电影来说，讲好一个故事就显得更为重要。好的故事应该是能插上心灵的翅膀，跨越国际的藩篱；应该像黑夜里的烛光，照亮人类的心灵。优秀的故事能成为世界的共同语言，这是世界电影人的共识。

　　周丕学表示，中国电影如何用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个性来讲述中国的元素，中国的故事，这是中国电影人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潇湘电影集团拍摄的《那人，那山，那狗》、《归去来》、《云上人家》三部作品，一部讲故事、讲亲情，一部讲山林缺水引起的爱恨情仇，一部反映资源和谐，三部影片三个类型三个主题，但都成功进入国际知名的电影节，并受到观众的青睐。周丕学认为，这三部影片的共同特点就是用中国特色的文化和个性来讲述、诠释中国故事。它们都在人类的大主题中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个性，都在独特的视角中以中国人的方式表述中国的故事，都在中国人的主流价值中寻找那个东西文化的共同点。因此周丕学表示，中国电影要受到外国观众的青睐，关键是要反映主题和引起观众的共鸣：选题应该具有人类的共同性，选择全世界人民都能听得懂的民族的优秀内涵，而不是特意表现中国的民族猎奇。

　　周丕学最后表示，中国的故事，要想激发海外观众的兴趣，还必须要有中华民族独特的东西，不但是有内容的独特性，还应该有视角的独特性，应该让受众感受到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其着力点就是中国特色的文化特性讲述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故事讲成世界性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对中国的故事感兴趣，同时也能让世界愿意听，并且能听懂中国故事。

　　王兴东：电影的一切都是从剧本开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表示，电影的一切都是从剧本开始，从创意开始，从文学开始。

　　去年，导演李安把一个孩子和一个老虎放到船上，让他们漂流到汪洋大海，全世界为了看这个故事拿出了五亿美金，其中大陆就有五亿人。因此这个故事，这个片子，李安第二次摘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让世界再次记住这个中国面孔。王兴东表示，我们中国人不仅卫星，不仅飞船能上天，在电影艺术世界中展示中国人的智慧才华，李安手拿着奥斯卡小金人的时候，感谢原作作者扬·马特尔的原创故事，因为李安知道原作决定了影片。王兴东说：“讲故事的人尊重编故事的人，这是洪流对源泉的尊敬，这是结果对根本的谢意，这不是修养，这也不是风度，这是知识。只有编剧作家对生活的发现，才有导演在荧幕上的体现和再现，才能有制作人的资本实现。”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成立于1983年，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但是，目前在我国出现了众明星、重导演、轻编剧的现象。导演获奖以后，也没有任何一人感谢编剧提供好剧本，而是“一脚把编剧踹开，卸磨杀驴、涡河拆迁，得鱼忘筌”。此外，他希望可以有更多资金支持编剧，只有投资编剧，重视编剧抓根本，才是真正地科学发展观。

　　韩志君：编剧进行创作时要做到现在无愧 将来无悔

　　《离开雷锋的日子》编剧韩志君认为，一部作品的好坏，艺术质量的高低，认识价值如何，票房说了不完全算，收视率说了也不完全算，各种奖项的评委说了更不算，时间才是评选一部作品，最伟大，最权威、最公正的评论家。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如果心里总是想到票房，总是想到收视率，只是想到得奖，那么心灵便会不自由，艺术才华变难以充分的释放，就难以超越自己，更难以超越别人。韩志君认为，在创作时只要能够做到“现在无愧，将来无悔”就够了。

　　韩志君表示，美国电影能独步天下的原因就是“三突出”：即在所有人当中突出美国人，在美国人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当中突出超级英雄。此外，虽然美国的烂片也很多，但他认为几乎美国所有的优秀影片所关注的都是人类的共同认识：一方面他们充满了美国精神和美国式的英雄主义；另一方面更在于他们充满了人性魅力，所传达的常常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国家的认同，而是普世的价值，是人类共同的认知。

　　韩志君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这是个性。但是各个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当中，有共同的东西这是共性。而追求真善美，憎恶假恶丑，这就是共性的一部分，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电影所传达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符号，而故意特定的东西，比如某个民族某个国家具体政策等等，都会与观众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产生隔膜，不容易让这种观众群接受这种符号的兴趣，更难以引起受众在感官上的反应。也就是说这类作品很难架设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桥梁，很难实现创作者，创作视野与欣赏者欣赏视野的和谐统一。

　　艺术家在相同的道路上各自失败，而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成功。韩志君认为，艺术创作是一场马拉松竞赛，一部作品的好坏，艺术质量的高低，认识价值如何，票房说了不完全算，收视率说了也不完全算，各种奖项的评委说了更不算，时间才是评选一部作品，最伟大，最权威、最公正的评论家。编剧不否认票房和收视率，那是创作者必须重视的，更是投资者孜孜以求的，但他认为电影票房和收视率是一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标志：如果好的电影电视剧票房和收视率常常非常好，差的电影电视剧，票房收视率常常非常差，则这个民族必须睿智的；如果反过来有高票房，高收视率的作品不一定优秀，而好作品又常常没有好票房和好的收视率，则这个民族的文化则呈现下滑，乃至堕落的状态。

　　韩志君并不否定各种各样的评奖活动，他认为那些诱人的奖杯和奖金，对创作者是一种激励和辅助作用。在目前的海峡两岸，在完全没有幕后交易的情况下，多处评奖只不过是20几个业内的同仁坐在一起表达对一部作品的看法。对于他们的看法，他认为编剧应当尊重，但不必特别看重。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如果心里总是想到票房，总是想到收视率，只是想到得奖，那么心灵便会不自由，艺术才华变难以充分的释放，就难以超越自己，更难以超越别人。韩志君认为，我们在创作上只要能够做到两个无字就足够了，现在无愧，将来无悔。

　　要做到“现在无愧，将来无悔”，其中的关键在于编剧要真实，富有远见的表现生活，要人文、人性、人本和普世价值的阳光在作品中流淌，那样华语作家的作品，才不至于在时间的见证上褪色风化，甚至灰飞烟灭。

　　韩志君最后表示，关于怎么样把中国故事讲好，这需要编剧如何用世界各个民族所易于接受的语言，把中国的故事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