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浚的电报，是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的(当时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电报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为据黎明供，用兵舰太慢了。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让他们知道了，那么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实际上，敌人仍用兵舰将顾顺章解至南京)。钱壮飞译完这些电报，心情异常紧张。他虽然没有见过顾顺章，但清楚地知道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了如指掌，对中央特科的秘密工作方式也一清二楚。因此顾顺章的叛变，无疑是将党的中央机关和负责人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情况万分危急。但钱壮飞还是沉着地看完了电报的内容，记下了电文，又不留任何痕迹地把原电封好。面对这千钧一发的危局，钱壮飞在考虑该如何去应付。根据电报的内容，敌人将用飞机解送顾顺章来南京，至迟明天晚上(即26日)或后天早上(即27日)即可到达，蒋介石和陈立夫再对此作一番部署，也需一些时间，但不会很长，敌人一旦了解了真情，当然不肯放过这一良机，因而4月27日敌人极有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时间刻不容缓，必须尽早将情报送出去。想到此，他急忙翻出列车时刻表，发现当晚还有一班特别快车，20点开，明早6点25分到上海，这是除坐飞机外，从南京到上海的最快速度了。但派谁去好呢？经过急速的周密思考，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别快车到上海，把这一有关党的生命安危的情报交给李克农转报中央。他自己则暂且留下，看看动静再说。因为李克农曾经对他说过：“伍豪(周恩来的化名)一再叮嘱，你这个位置来之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暴露。”由于明天(即4月26日)是星期天，刘杞夫是否在明天一定能找到李克农，他不敢保证，万一不能按时找到，后果将不堪设想。他送走刘杞夫后，曾经考虑自己要不要离开南京的问题。紧迫的时间已不容他再做更多的考虑，但他又不忍心使自己和战友们在南京、上海茹苦含辛、历尽艰险所创造的这个局面，顷刻间被敌人全部毁掉；加上受当时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他对顾顺章这个人的整个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迟迟下不了走的决心。可是经全面的分析、冷静的思考，他最后还是决定赶快离开南京。为了不给徐恩曾留下任何把柄，他迅速做好善后工作，将银钱帐目清理好，放在钱柜里。

    天亮以后，他到“民智通讯社”通知他安置在那里的一位同志，赶快离开。但没有见到人，他便拿起桌上的一张地图，用约定好的暗号，在地图中间用刀子划了一道缝，表明今后要“切断”联系。次日清晨(4月27日)，他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然后像往常一样，装做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登上返沪的列车。临行前，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对方，如果徐恩曾胆敢陷害他的子女，他将把掌握的徐恩曾的所有秘密公布于世。在到上海的途中，为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然后步行进入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