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粉碎阴谋

    顾顺章，宝山县白扬人，原是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的一个“拿摩温”--小工头。他个头不大，身体肥胖，鼻梁高耸，眼光凶狠，满口上海腔。此人自幼沾染流氓习气，喜欢拿枪舞棒，能够双手打枪，百发百中；还爱弄旁门左道，会耍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并在斜桥路22号开过一个魔术店，专卖一些玩魔术的小玩意。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在南洋烟草公司的顾顺章在厂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还组织纠察队，热心于买枪，搞武器；同时，打叛徒、工贼、流氓，他都参加，表现比较勇敢。“五卅”运动后，被调上海市总工会工作。1926年，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回国，参加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担任一个武装纠察队的队长，斗争中有过一些成绩，曾经受到赞扬，在上海有点小名气。“四·一二”政变后，转往武汉，做过短时期的隐蔽斗争，镇压过叛徒特务。同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顾顺章也随调上海工作，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参加了中央特委，并任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科长。随着形势的逐步发展，顾顺章的思想中日益严重地暴露出了他原有的劣根性。一时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使得他得意忘形，以恐怖行动为乐，自我陶醉。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他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在具体行动中忘掉党的政策，把严肃的政治斗争，看成是单纯的恐怖行动，因而被人视为“杀人魔王”。这种做法，显然和党的长远利益格格不入，是和党的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根本背离的。任其发展下去，势将造成严重后果，以致丧失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使党陷于孤立的危险境地。特别是处决叛徒白鑫以后，敌人增加了力量，改变了策略，客观形势的急骤变化，迫使我们必须改弦更张。

    此时，顾顺章狂妄的个人野心也更为发展。他曾找“星相家”看相算命，吹嘘他有“福相”，将来也许会做皇帝。他自认不可一世，在党内骄傲蛮横，飞扬拔扈，同党的关系已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能够听一些，他的家中只有陈赓可以去。陈赓到顾家去过两次，发现此人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陈赓从顾家回来后，曾对柯麟说：“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周恩来曾经多次严厉批评过顾顺章，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希望他能较好地把握自己，不能因奢侈享受而给革命造成不良影响。但顾顺章阳奉阴违，屡教不改。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恶劣的个人品德决定了顾顺章迟早会背叛革命。这种可能性于1931年4月变成现实，也正应了陈赓的预言。1931年3月，沈泽民和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中央特科派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苏区。顾顺章在返回上海途经武汉时，于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下榻，他刚愎自用，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的严格纪律，又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小把戏。

    当时，武汉有个叛徒叫王竹樵。他叛变后，特务机关利用他原先的身份，命他到街上四处认人抓人，并规定限期内必须找到共产党员。王竹樵如疯狗一条，伸长鼻子到处搜索，寻找猎物。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这天限期已满，王竹樵正愁无法交差，来到江岸徘徊。中午刚过，顾顺章从武昌乘轮渡回汉口，下船到江汉关门口，被正徘徊于此的叛徒王竹樵一眼认出。王竹樵喜不自胜，总算找到了可以交差的猎物。他十分谨慎地暗中钉梢，一直跟到顾顺章的住处，然后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时为1931年4月24日，星期五。带领特务逮捕顾顺章的叛徒王竹樵，属于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侦缉处。顾顺章被捕的当天就叛变投敌，先将武汉的党组织出卖。这个可耻的叛徒还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机密，知道党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等中共特工人员的内情，以此可以作为他出卖自己灵魂的资本，可以此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因此，当他被押送到武汉行营侦缉处时，便以盛气凌人的口气问道：“你们的处长蔡孟坚呢？”在一旁的侦缉处长蔡孟坚听到此问，不觉一愣，但他毕竟是搞特务工作的，随即镇静下来，眼睛滴溜一转，狡诈地反问：“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蔡孟坚？”顾顺章为显示出他不同一般的叛徒身份，淡淡一笑：“我何尝只知道蔡孟坚，我还知道各大城市侦缉处长是谁。”顾顺章如此卖弄，并非毫无凭据，因为当时中统的各大城市侦缉处处长都是经过钱壮飞和李克农安排的，所以中央特科对此了如指掌。顾顺章长期在特科工作，自然也知道这一详情，记得各大城市侦缉处处长的姓名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蔡孟坚答道：“我就是蔡孟坚。”顾顺章居高临下，轻蔑地瞥了蔡孟坚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说：“你就是蔡孟坚。好，你马上安排飞机，将我送往南京，我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须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在我到达南京之前，不要把我被捕之事向南京发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