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陈立夫和徐恩曾在开始推行其扩大特务组织、利用C.P叛徒或派奸细打入C.P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1929年12月初，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和《反省院条件》，12月下旬，又任命徐恩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上却是担负着党务调查科主任的任务，原调查科主任调到国民党中央工作。徐恩曾上任后，即将着手扩大特务组织的事情告诉钱壮飞，希望获得他的帮助。徐恩曾还透露，陈立夫和他准备对中共动摇分子实行软化，利用C.P的叛徒做他们的侦察奸细，潜伏在中共内部进行秘密活动。也就是说，敌人要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领导这种罪恶活动的特务组织。李克农和钱壮飞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此时，中央特科围绕关于是否打入国民党组织的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派遣我们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钻进敌人的心脏，与敌人展开斗争，而一些人则反对进去。最后，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指示，才转到负责特科第二科的陈赓手上，也就是说，这三个人由情报科直接指挥。徐恩曾在南京一上任，便立即扩充人员，增加经费，扩大训练机构，充实内部，并派特务打入国民党警宪机关活动。当时，徐恩曾最为关心的大事是：在上海重用杨登瀛，在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如长江沿岸各地，准备建立秘密基层机关，进行侦察活动。同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以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徐恩曾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名义，组织这个秘密机关，建立各地基层机构。

    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乱，不容易保密，便选定中山东路5号，建立起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为中心的秘密机关，把这里搞成自己的大本营。实际上，这里虽然是指挥机关，人手却并不多，钱壮飞只配备了少数机要人员管理电台、秘书、会计等事务，并作为李克农和自己联系的秘密交通站(其中就有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等)。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喜好女色，整天在舞场和妓院里鬼混，他几乎把什么事都推给了自己的“心腹”钱壮飞，由他一手办理。调查科迁入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而首先看到这些文件的当然是钱壮飞。钱壮飞掌握了这里的全部秘密。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转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苏区后，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而且要收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特别是反蒋派和反陈派的情报。基于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委和特科二科的指示，“帮助”他们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李克农等三人手中。通过筹建这些特务机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进一步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这一套情报机构的指导机关是“长江通讯社”，它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东路五号隔壁)，由钱壮飞直接负责，同时南京设立“民智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后来胡底被派往天津，在那里成立了“长城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社长则由钱壮飞兼任。胡底在天津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均由这个通讯社作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由钱壮飞转给李克农，李克农经陈赓转给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下，在敌人最为致命的地方，夺取了极为重要的阵地。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活动在敌人的心脏，以自己的机智和胆略，以及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演出了中共地下工作史上最为壮烈、辉煌的一幕，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