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让人认识维生素C，最好的方法是给他个大苹果吃

    安顿：每个人的政治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我在您的作品中发现，您好像是个很感性的对话者，抛开大段的政治理论论述，您通常会拿出一些比较家常甚至是比较温暖的小故事来作为例子，补充到相对枯燥的论述当中。这是一种交流的技巧吗？

    赵启正：我不喜欢用“技巧”这个词，我喜欢说真挚，真挚是深度沟通的前提。

    我做外宣工作这么多年，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经常遇到词不达意的时候。即使在我们中国，时代不同了，一个词的变化还会很大，更不用说中文和外文之间翻译上的差异。比如说，“鼓吹”这个词。现在一说，是一个含有贬义成分的词，但是在50年代就不是这样，郭沫若先生写过一首诗，就是《为第一届全运会鼓吹》，那时候这是个好词。再比如说，“宣传”，这个词我们用了这么多年，在中文里面，完全是一个很好的词，但是在英文中，人们找不到能够完全对应来解释它的词。人们一直沿用propaganda这个词，中国人这样翻译，外国人也这样翻译，但是你去翻一下字典，马上就会发现，在这个词前面有一个小括号，写着“贬”，是贬义词，有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的意思。所以，我就不用这个说法，我不说对外“宣传”中国，我说是“说明”。也有一个美国的《领导者》杂志说赵启正是在“向世界呈献中国”(PRISENTINGCHINATOWORLD)，大概意思是说赵启正把中国的实际情况讲给外国人听，呈献一种真实，也比说英文的“宣传”好。类似的例子很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词不达意的时候。本来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是存在文化差异的，再加上词汇的使用不恰当，误解会越来越多。

    我明白你说的感性起点。我觉得那其实是一种情感交流。词不达意，解释起来很困难，什么是人类共同的？感情，感动。我觉得讲故事、讲好故事是一种沟通感情的方式，人与人共同的感动能化解很多矛盾，有助于形成共同的认识。举例子来说，有一次，在美国，和二战援华老兵以及他们的亲属座谈，我的演讲也是一次和他们共同回顾历史的过程。我讲了1943年在中国牺牲的一位24岁的美国军人吉米·福克斯的故事，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好丈夫、好父亲，可以有幸福的爱情和家庭，但是，他到中国来，并且在中国牺牲。这是中国和美国人民在历史上的友谊见证之一。接着我又讲到了“9·11”时，在场的一位中国裔小伙子曾喆，他不是急救人员，但他一直在帮助别人，直到最后牺牲。纽约州长称他是“真正的英雄”。我讲这两件事，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他们会很自然地意识到，不管还存在多少障碍，中美两国的人民是可以非常友好的。这个结论不用去说出来，在场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个判断是他们自然产生的。这也可以说是感性起点带来的理性高度吧。

    再比如，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先生1995年10月来上海访问，我陪同他专程去虹口当年欧洲犹太难民聚居区参观。他说，当年奥地利对不起犹太人，参与了对他们的迫害，使他们避难来到遥远的上海，是你们救助了他们，所以今天我要来这里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当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他与周围的中国群众热情握手，情景十分感人。克莱斯蒂尔总统还给我讲了一个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而我则告诉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我们这种交流，完全是感性的，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们最终达成的共同认识是理性的。

    我有一种很土的说法，是说你要想让人认识维生素C，最好的方法是给他一个大苹果吃。想想看，反复去讲维生素C对健康的好处，再从苹果中提取维生素c做成药片，别人能爱吃吗？可能也会吃下去，但很勉强，也未必能有好的效果。但是，你如果给他一个真正的苹果，那就不一样了，他会很愉快地吃下去，并且津津有味地记住你说的苹果的好处，因为他确实感觉到了。向世界说明中国，其实也是拿着一个个我们自己的大苹果请外国人尝尝。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是这样，个人与个人之间，仍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