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中心,72万平方米的紫禁城犹如一方巨大的日晷,在600多年的岁月流转中,投下壮丽而恢弘的光影。
辉煌与苦难,这座城都走过。三大殿上君临天下、四座城门前血雨腥风、9000余间殿宇房屋内往事纷纷。在这里,明王朝冉冉升起宏伟的构想和抱负,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走向最后的黄昏,近代中国历经探索艰难转型。宫墙内外,历史如潮水般涨落,变革一浪接一浪。
时间来到20世纪20年代,站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转折点——紫禁城,也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1925年10月10日,神武门新匾高悬,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群,热切等待城门开启。五个世纪,政权更迭,朱颜易改,雕栏玉砌复归于人海,为这座宫殿筑起新的基座。
紫禁涅槃,故宫新生。
对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根脉的觉知,对掌握自身命运的觉醒,引领中国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在这条路上,故宫成为文化的开拓者、文明的守护者。
往百年深处漫溯,一封封信札,把一个个名字带到了我们的面前。时光倏然倒转,脚下的路生出无数分岔,名字背后的人站立了起来,将惊心动魄的个人传记,凝固成荡气回肠的国家记忆。
他们的名字叫开拓者。
建院初期百废待兴,物品点查、建章立制、内馆建设等工作亟须开展。李煜瀛、庄蕴宽、易培基、马衡等早期故宫掌门人殚精竭虑,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奔走努力,构建起中国现代博物馆的雏形。
一大批名家巨擘被吸引至此。1929年10月,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收到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聘书后,复信易培基院长:“如有可以尽力于学术方面者,当竭其有限之知识以奉命也。”言辞间流露出对故宫这一“现代化萌芽”的全力托举。
然而,建院仅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3年1月,山海关失陷。为使珍贵文物免遭日本侵略者劫掠,自2月起,故宫博物院藏1.3万余箱文物南渡、西迁,行程万余里,辗转颠沛十余载。在异常艰难的境况下,故宫博物院还从南迁文物中选出精品,赴英国伦敦、苏联莫斯科参加展览,开启了中国文物外展的先河。
他们无愧于守护者的称号。
一副副文弱之躯,扛起了保存文化血脉的重任,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规模庞大的一次文物安全迁徙奇迹。
迁徙路上,不时会遭遇敌军、土匪,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突至的伤病。然而,他们时刻牢记“谨守岗位,便是功在国家”,将崇高的责任感化为战火纷飞下坚守的实际行动。
西南多艰,北平亦不易。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在内外受敌的情况下,带领留守人员忍辱负重,维持故宫运行,保护文物与建筑安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给马衡院长呈递了一份八年工作报告,最后的“除铜铁品外,本院及紫禁城内一切文物幸均无损失”,是用责任和勇气捍卫而来的胜利果实。
文物在,则文明不绝。这是故宫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走到哪里都不会遗忘。
1948年底,庄尚严、那志良、吴玉璋等人奉命押运文物赴台。尽管这是一次归程不明的远行,但他们唯有往前走。文物在哪儿,人就在哪儿。两岸断鸿近40年,但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文化传承,依然紧紧联结着相隔的故人,1985年,昔日同仁傅振伦写信呼唤他们“兄等如能结伴归来,实平生大快之事”。而17年后,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首次访台,打破坚冰,推动两岸故宫交流迈出一大步。他与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诗词唱和,更成就了一段佳话。
“中华心、一海焉能阻。”
“几时日月复光华,须先是河山重绣。”
记得出发的地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走出动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故宫博物院发展翻开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拨出2000多万元专款,修缮保养年久失修的殿宇。1953年,故宫博物院组建了专门的古建维修队,在成立初的10年间完成430多项工程,使故宫16万平方米古建筑大都得到了不同规模的修缮。
古建筑保护之外,故宫博物院充实展览内容,在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三大殿、后三宫以及西六宫设宫廷史迹原状陈列,在西、东路设历代艺术馆、绘画馆和珍宝馆等专题陈列,这一原状陈列与专题陈列相结合的格局和展陈理念,沿承至今。
新时代以来,故宫博物院深度挖掘文物蕴含的文化、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融入当代生活,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展现了旺盛的文化创新活力。
扩大开放区域,有效分散客流,优化参观路线;改善洗手间、休息区、标识系统、无障碍设施等,提升基础服务舒适度;完善官方网站、APP、小程序功能,提供票务、导览、信息查询等全方位线上服务;开展丰富的社会教育活动,举办“故宫知识课堂”“暑期公益体验课”等活动⋯⋯
阔步前行,故宫博物院走出了一条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享的文明传承发展之路。
“希望故宫将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一个死的故宫,必为世界上几千万年一个活的故宫。”建院之初,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李煜瀛的期盼已经成为现实。
今天,故宫不仅“活”了起来,更“火”了起来。古老遗产拥抱科技,拥抱创新,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文明在一代代人的守护和传递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