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文学大师科尔姆·托宾近日开展了中国之行，先后走进上海、南京、广州、成都、北京五座城市，与中国的作家、学者及读者面对面交流。9月21日晚，记者在南京世界文学客厅对他进行了专访。
托宾是当代英语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自1990年发表首部长篇小说《南方》以来，他已出版十一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诗集，并创作了大量戏剧、散文与游记。他的代表作《布鲁克林》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以细腻的情感和克制的笔触打动全球观众。2011年，他被英国《观察家报》评为“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之一。当晚，托宾以《大师背后的秘密：我如何书写托马斯·曼》为题，在南京开启了一场沉静而深邃的文学讲座。
爱尔兰人天生喜欢讲故事
记者：今年是德国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诞辰150周年，您的《魔术师》正是以他和家人的人生为蓝本创作的传记小说；此前您也为三度获诺奖提名的亨利·詹姆斯写过传记。想请教您，当一位知名作家为另一位作家立传时，读者能否通过这一本书，同时体验到两位作者的生命经验和不同的写作风格？
科尔姆·托宾：是的，比如我写亨利·詹姆斯的传记《大师》。我的目标是进入他的意识，让读者仿佛活在他的生命里，体验他那种极其敏感、近乎潜意识的状态。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詹姆斯这个人——他不是士兵，没上过战场；不是政要，没参与国家大事；也没有遭遇车祸或重大变故。他的生活看似“什么都没发生”。所以关键在于，如何让读者感受到：“我正透过他的眼睛在看世界，我正活在他的头脑中。”我不是在写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也不是在分析他。我是用小说的方式，去“想象”他，而不是描述或解剖他。最终，我希望读者能从他的视角去感知、记忆和注意这个世界——这是一种“意识机器”，一种文学的幻觉：你仿佛就坐在他房间的对面。
詹姆斯1916年去世，但关于他的大量资料，包括私人信件，是在他去世八年后才公开的。我花了大约三十年时间研究这些材料。但写作时，你不能一直想着理论。你想得太多，就会失去那种直觉。我每天坚持写作，看能走多远。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地，把那个“他”写出来。
记者：爱尔兰人口仅约五百万人，为何却能孕育出强大的文学传统？
科尔姆·托宾：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爱尔兰历史上没有产生伟大的交响乐或绘画艺术，比如没有伦勃朗或米开朗基罗。原因很简单：贫穷。人们买不起大型管弦乐队的乐器，买不起绘画材料，也没有市场支撑艺术创作。但写作不同——你只需要纸和笔。其次，爱尔兰离伦敦很近，而伦敦是出版中心。从19世纪起，爱尔兰作家就开始前往伦敦，他们的作品在那里被出版、被阅读。英格兰南部的富裕阶层长期以来对爱尔兰文学怀有浓厚兴趣。这种读者传统已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他们家中藏书丰富，阅读已成为生活方式。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爱尔兰人天生喜欢“讲故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长期“沉默”的社会中——许多事情不能说，社区、家庭中都有“不可言说”的禁忌。而写作，就是打破这些沉默的方式。
中国小说有种独特的喜剧语调
记者：这是您第五次来中国了，中国有哪些作家或作品让您印象深刻？您是否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与爱尔兰文学或您自身写作的共鸣？
科尔姆·托宾：多年来，我认识了不少中国作家，包括北岛、苏童，还有一些香港地区的作家。我发现中国小说中有一种非常出色的幽默感，一种独特的喜剧语调，非常精彩——这在爱尔兰文学中也能找到。比如苏童的《妻妾成群》，就让我印象深刻。此外，像余华这样的作家，他们作品中对传说、民间故事的运用，也让我感到亲切。在爱尔兰文学中，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也残留着这种传统。所以，尽管文化不同，但在文学表达的某些层面，我们是相通的。
记者：在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学界应如何加强对话，共同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
科尔姆·托宾：有趣的是，当你越谈论“全球化”，就越发现地方性的重要性。你在冰岛，那就是冰岛；你在中国，那就是中国；在爱尔兰，那就是爱尔兰。小说的职责不是假装你的故事是“普遍”的。相反，你要深入某个具体的地方、某个小村庄、某个细节——正是在这种“特殊性”中，作品才可能获得普遍意义。但这不是靠抹平文化、社会、地理或地质的差异来实现的，更不是靠政治化的口号。真正的普遍性，来自对“具体”的深刻挖掘。
AI文字有一种奇怪的“死寂感”
记者：近年来，人工智能写作技术迅速发展，生成内容的能力日益强大，在新闻、教育甚至文学创作领域都引发了广泛关注。从您的个人经验和作家视角出发，AI写作会对作家、阅读和写作产生什么影响？
科尔姆·托宾：AI在很多方面都很棒，比如写报告、处理语言任务，对学生来说尤其方便。但它写小说，我认为不行。AI写出来的东西缺少一种“感官性”——那种作家投入其中的奇异情感，以及读者能感受到的共鸣。AI的文字有一种奇怪的“死寂感”。它看起来语法正确、结构完整，就像一个伟大的歌手，有人模仿她的声音，却完全失去了情感、纯粹的意图和音色的纯净。小说需要的是这种深层的情感，而情感很难被“制造”出来。此外，AI还会让你停止思考——而写作的本质，恰恰是思考的过程。
记者：在当今快节奏、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常常面临内心的焦虑与身份的迷失。您认为文学能否为个体提供一种精神的锚点？
科尔姆·托宾：我认为小说的使命不是“教导”人。你读小说，不是为了上课。但如果你读简·奥斯汀的小说，比如《傲慢与偏见》或《劝导》，你会感受到一种“内在生活”的深度。我们现在的文化充满了冒险、追逐、枪战的影像，而小说提供的是“静止”——是关于良知、关于内心严肃戏剧的探索。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记者：随着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尝试写作。您对这些非职业的写作者有什么建议？
科尔姆·托宾：完成它。无论你写什么，开始之后，一定要完成。这是最重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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