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的知识产权困境
国内IT企业遭到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诉讼，并非目前知识产权问题的全部。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近日表示，美国将用3个月时间收集中国违反知识产权的证据，为未来向WTO投诉中国不能有效解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做准备。
专家称，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虽然基本与世界接轨，并日趋完善，但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仍处于相对落后和被动的局面。
圣景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的姚海平认为，知识产权问题不应只从法律体系的角度去看，还应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沟通。他表示，知识产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表明的手段，中国在方式和方法上应该向国外企业学习。姚认为如果国内IT企业深刻了解国外知识产权法律，并且在自身的操作上更加规范，很多诉讼可能就可“吓阻”。
长期关注中外知识产权争端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国不应对内采取太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知识产权都由外国公司申请，如果采取过于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实际上就等于保护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了国外企业的利益。
在这一点上，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长赵春山的观点印证了胡教授的看法。赵认为知识产权是种特殊的财权，以知识为基础，而专利权更是和国家的科技水平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受益者还是发达国家。
胡星斗说，在信息和通讯领域的专利中，超过90%的专利由国际企业在中国申请，在电脑领域也有70%的专利由国际企业申请。如果我们采取过于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无异于直接保护了这些国际企业的利益。
胡建议在目前中国仍没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产权战略的情况下，应该向邻居日本学习。他称，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采取了“外松内紧”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成功地将国外企业阻止在日本市场以外。
胡星斗教授认为日本的以下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采用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手段，形成了外松内紧的知识产权战略。比如在经济方面通过《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交易，对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产品价格实行许可证制度等。同时又采用社会手段诉诸劳工的人身安全、环境的保护等，对外国企业进行多方面限制。他举例称日本的《防止噪音法》、《防止大气污染法》都对企业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
北京市乾坤律师事务所的琚存旭则不认同这种观点。琚存旭称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立法水平并不低。在传统的知识产权立法上，中国借鉴国外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著作权、版权、专利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而在最近几年出现的网络环境、数字版权等新形势下的立法，又与世界其他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琚认为保护知识产权的关键在于执法。他认为应以法院为主，突出司法审判的作用，同时以行政执法为辅，形成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姚海平认为，中国政府在处理知识产权问题上，长期以来都是单纯的“防御”政策，这些一贯采取的策略都是不够智慧的。比如，说到保护知识产权，总是称又查处了多少例侵权、又逮捕了多少人之类。
姚海平表示，在西方，知识产权问题的解决也是在完善的司法体系中实现的。中国也没有捷径可走，惟有通过司法体系的进步来逐步实现。只是司法体系的进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理应需要更长时间。
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长赵春山的看法则比较超脱，他认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起步比较晚，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淡薄。作为后发国家，在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应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争取国内企业发展的空间。
最终解决摆脱知识产权被动局面的出路，就是在完备司法体系的同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使中国真正成为全球一支重要的技术创新力量。胡星斗教授认为，应该改革目前的教育和科研体制，国外科技创新由下而上，70%的科研人员在企业，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则只有27%。
“一场IP WAR(知识产权战争)已是风雨欲来”，一位专家如此评述针对中国IT企业的知识产权诉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