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准备的一篇大“文章”
钱外长预见到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将是我党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事先便专门交代我和两位俄语高翻，要聚精会神地把老人家的谈话“全部”、“如实”地记录下来。
我把小平同志的谈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连个语气词都不落下。会见后，我立即又逐字逐句地将其还原成会谈记录。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人物、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小平同志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
事后的这十八九年来，每每忆及此次谈话，自己对这位伟人的崇拜之情便油然而生：这篇滴水不漏的大“文章”，小平同志似乎是一字一句地“背”出来的，那时老人家已经是八十有五的高龄！我想，这不仅是由于小平同志的记忆力惊人，而且是因为他为了这次会见，足足准备了三年多时间。正如老人家所说的，这三年多以来，“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为了一次谈话，花上了上千天时间进行那么认真、充分的准备，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不多见的。
拜见长辈 毕恭毕敬
在此次中苏高级会见中，据我观察，戈尔巴乔夫对小平同志是很尊敬的。
5月15日中午12时，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这是继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活动后，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他在首都机场发表了一篇颇有亲和力的谈话。他说：苏中两国有个一模一样的民谚：“百闻不如一见”。对于中国的改革，真可谓已经是“百闻”了。今天，我与拉伊萨·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夫夫人)正是为这个“一见”而来的。我将同中国的领导人谈谈，与老百姓聊聊，尽可能多看看。
16日上午10时刚过，戈尔巴乔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表情显得有点紧张。他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我坐在他的后面却听得一清二楚。戈尔巴乔夫当场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坐在这位曾震撼过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而易见。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他偶尔也插插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他“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当小平同志谈及对中俄、中苏关系一些问题的看法时，戈尔巴乔夫或者声称，苏方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今天不准备争论；或者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得体的。谈到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时，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沙俄”、“苏联”的名，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如前所述，他于1988年底曾向往访的钱其琛外长承担了苏方对苏中关系恶化的责任。但是，他这次当着小平同志的面说出了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我觉得，这显示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某种真诚愿望。
对于中国当时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采取了一种高姿态。他曾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不能充当裁判”。还说，中国有关各方正在进行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约两年过后，一位曾经跟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朋友在莫斯科对我说：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是去“朝见”邓小平的。他在内部曾说过，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邓小平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字辈”。
向李鹏总理汇报邓戈会见情况
邓戈会见一结束，我遵钱外长之嘱，去钓鱼台国宾馆向下午2时就要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李鹏总理汇报。李鹏总理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知道，小平同志今天兴致很高，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很长时间。他还说，老人家为了这次谈话，准备了好几年时间。
李鹏总理让我先扼要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再“细细地”讲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戈尔巴乔夫用俄语又是怎么讲的，还说：“最好采取对话的形式讲”。当我汇报到小平同志谈及俄、苏侵占中国领土，历史账讲完后一风吹，并对中苏大论战作出评价时，李鹏总理把小平同志所用的一些词、所说的一些话复述了几遍，有时还让我再重复一下。
当我汇报到戈尔巴乔夫说，对苏中关系过去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时，李鹏总理用俄语重复了好几遍，并问我ВИНА(过错)这个词，俄语说得是否很重？我答道：“这个词与汉语的‘咎’字差不多，‘过’、‘错’两层轻重意思都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刚才对小平同志这样说，话讲得还是比较重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不过，他的中国之行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中苏两国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钱其琛同志语)。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两国间新型关系之所以能够得以确立，主要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和多年的不懈推动。这位伟人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李景贤)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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