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工作的特殊安排
对于小平同志与苏方客人会见时的口译工作，外交部领导做了周密安排。记得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外长来访时，小平同志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过后不久，他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了一项不太寻常的任务。他说：小平同志2月初与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交谈时，听苏方译员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老人家很快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了，要想个办法，让他所说的每句话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译给小平同志，以便老人家听起来不再感到费劲。我听后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小平同志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方译员翻。
这种口译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常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心苏方译员译小平同志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和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
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译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个小插曲：5月16日10时一过，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入座前的两三分钟，我与苏方主翻百订林作为双方的主要记录人，在两位领导人所坐的沙发后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百订林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太生硬的“京腔”，用手轻轻捂着嘴冲着我说：“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这小子给我使的坏，剥夺了我今天在头儿面前显摆(指给戈尔巴乔夫当翻译)的机会！”我跟“老百”很熟，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也保持着一种不错的个人关系。于是，我立即挑了几个挺“油”的俄文词，给他回敬了过去，汉语的意思是：“您也忒会‘抬举’人啦！您的忠实仆人(俄语的自谦词，常用于熟人间开玩笑)哪儿来的这份能耐！？”
历史性的握手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8时20分，我与两名高翻宫建伟和张喜云，因为怕堵车，早早就离开了钓鱼台国宾馆前往人民大会堂。当时因为情况特殊，我有一次乘车在这不到8公里的路段上，走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可是，怎么也没想到，才过了一刻钟，我们一行就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5月16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今天走得这么顺，也许是“天助”吧！
9时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等领导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下，等候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
往事并不一定都如烟，重要的历史“镜头”会永久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中苏间整整40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此刻，一幕幕似乎在我眼前“回放”：
——从十年友好，到十年对立，再到十年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由于“冷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一二十年，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20世纪70年代末，小平同志复出后，着手实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务实政策。调整对苏关系这一影响战略全局的大事，自然也就进入到他的视野中。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争霸已经力不从心，逐步从对外扩张的顶峰往下跌，从而被迫实行战略调整，也开始思考如何缓和对华关系。这两大因素客观上使得双方“相向而行”，中苏关系“绝处逢生”因而也就露出了一些曙光。
——勃列日涅夫传来“绝唱”(去世前发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小平同志通过多种渠道作出回应，并采取高屋建瓴、坚持原则、稳健灵活、锲而不舍的对策。
——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动下，经过长达六年异常艰难的中苏政治磋商，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威胁中国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下决心卸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个历史大包袱，从而消除了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
经过异常艰辛的十年对话，“山重水复”已达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9时35分，小平同志在女儿萧榕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纷纷上前与老人家握手问候。小平同志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十分安详。曾听人讲过，每次在大战前夕，胸中自有雄师百万的邓政委，总是那样“心静如止水”。还听人说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被迫害致重残的爱子来到江西小平同志的身边时，老人心里虽滴着血，可神态却显得异常沉静。
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记录小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我这是第一次“零距离”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里想，老人家也许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9时45分，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通过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小平同志，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小平同志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助手先后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时55分，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听一位“老礼宾”说，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国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时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十几米的天花板。
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责任编辑：张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