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一预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将一个甲子时，得以展现。
2008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亦是改革开放30年。经过60年的曲折探索，中国凭借经济腾飞的奇迹，迎来了国际舆论对于“中国道路”的关注。中国的改革探索从开始的不被外界看好，到上世纪90年代被“妖魔化”，再到进入21世纪后获得肯定，时间给了中国公平的评判。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带着“各种矛盾的集合”，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路径的道路。
就此，本报专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他同时担任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此前他撰文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被海内外媒体广泛传播，影响颇大。
在俞可平看来，“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自身优势与全球化趋势有机结合。
关于“中国道路”对于“全球价值”的贡献，俞可平将其总结为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俞可平还说，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不可偏颇。
“中国道路”促进文明多样性 《21世纪》：有些专家认为，从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道路”。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俞可平：可以概括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不过我不太同意用“北京共识”的概念。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的讨论受到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讨论之所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
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在近30年时间内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在9%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
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21世纪》：如果有“中国道路”存在，那么其与西方道路又有什么不同？“中国道路”将为“全球价值”带来什么影响？
俞可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道路”，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
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区别，不用我多讲。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也是极其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虽然我们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政治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已经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
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份的结果。
我曾经从成功的经验和鉴戒的教训两个方面，来概括“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将对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有机地结合；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要说“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全球价值”，我想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全球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21世纪》：您刚才也说，从改革开放实践看，遵循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经验。与经济发展一样，政治发展也将走这种道路。但凡是推进改革，都要有突破口。未来在哪些重要方面，政治领域会有突破性改革？
俞可平：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发展基层民主当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并且决定要“重点推进”。报告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对此作了专门论述，表明基层民主仍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尤其重大。此外，优先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民主逐渐向上推进，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积累民主政治经验。
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如何以法律和制度形式巩固和推行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如何处理基层社会的党政关系、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关系、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关系；如何有效遏制基层选举中的贿选和宗族势力影响等消极现象蔓延；如何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将是基层政治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乡镇机构的改革、乡镇党政领导公推直选范围的扩大、社区自治和职业自治制度的完善、公民参与形式的丰富、城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转变，都将是基层政治改革的重点内容。
《21世纪》：中国政治改革的具体实现路径会是怎样？
俞可平：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