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吴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我是第一次见到部长给邓小平汇报，吴和周两人在邓面前没有拘束，双方有问有答，非常自然。因为邓听力不好，他们有些话得讲两遍。邓问吴外长，穆加贝是不结盟运动主席吗？吴说，不是，现在还是印度。邓说：“对，对，我搞错了”。从我今天的观察来看，邓是个人，不是神，他听别人的介绍，并简要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搞错了，就说“我搞错了”。邓对吴外长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邓当时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给邓的材料是浓缩了的大字本。邓问吴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说：“对”。邓说：“那次见面，他有点牢骚”。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邓对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为了准备这次接待，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译室也让我阅读邓见其他一些外国领导人的谈话纪录，熟悉邓的讲话风格和遣词用句的习惯。我特别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1981年会见穆加贝的谈话纪录。
这是穆加贝第五次访华，津巴布韦独立前来过两次，争取中国对反对罗得西亚白人少数人政权的支持。独立后，第一次访华是1980年访问北朝鲜时过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访问。邓问吴学谦，“他和赵紫阳总理谈的怎么样?”吴说，“很好，但主要是谈双边关系和非洲形势，还有一些国际问题”。邓问“我们给津巴布韦的援助用的怎么样？”这个问题也展现了邓务实的一面，过去中国提供给非洲许多援助，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少援助给腐败官员贪污了，最终效果欠佳。
邓显然关心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抓住了关键问题，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吴学谦和周觉一一作了回答。这次来华访问之前，穆加贝刚在国内赢了7月举行的大选，竞选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增加朝一党制方向的政治突破”。
邓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邓又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大厅的另一端，显得凝重，邓在思考。这个形象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因为是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老过提前一天给住在钓鱼台8号楼的我打来了电话，提了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怯场。第二，要翻得准。第三，声音要响。我的心理素质还算可以，很少怯场，反倒是有一点儿微微的兴奋，毕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直接接触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凭自己两年来替其他领导人做翻译的经验，我知道这种临场感觉和状态是对的，这种感觉有利于口译的正常发挥。做过口译的人都知道，口译既是技能，也是艺术，有点像演员在舞台上和运动员在竞技场上那样，临场状态往往是决定水平发挥的最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张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