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初中央打击投机、稳定物价的举措常为世人所称道。成功指挥这场“经济战役”的，正是当时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力排众议主张多发货币 1949年5月5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高岗、陈云电，急盼主持东北财经工作的陈云“得电后立即动身来平”！
周恩来如此急迫地要陈云来北平，是因为需要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一副经济“烂摊子”，而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要对付通货膨胀引起的市场剧烈动荡。
从1937年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通货发行量增长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给全国人民造成约150亿银元的损失。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曾发表一则材料对此进行形象地说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 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38年为1头牛，1941年为1口猪，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只鸡蛋，1947年就只能买1/3盒火柴了。恶性通货膨胀使纸币信用完全破产，市场动荡，工商凋敝，投机猖獗，人民苦不堪言。周恩来形容这时的城市“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内将星云集，但财经人才相对缺少。陈云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根据地主持财经工作时，崭露头角，因而备受周恩来倚重。
1949年2月2日，身在西柏坡的周恩来派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赴北平面见陈云，请他谈谈货币发行的方针。陈云认为，货币发行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物价应按每月上涨20%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30%。
2月9日，陈云同罗荣桓等赶到西柏坡。周恩来当面就人民币发行问题征求陈云意见，说：董必武、薄一波现在在搞财经工作，他们讲现在不能大量发行钞票，怕物价继续上涨。陈云坚持自己的主张，说：现在还是要大量发行钞票，以扩大军队，支援战争，占领地盘，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
陈云提出这样的意见是需要勇气的。持续十二年的通货膨胀让人民深受其苦，普遍希望物价早日稳定。董必武和薄一波的意见就是这种愿望在党内的反映。但陈云看得更远、更准，没有战争的胜利，一切就无从谈起。为此，宁可忍受通货膨胀带来的痛苦和挑战。周恩来听后若有所思，感慨道：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显然周恩来对陈云的主张是赞成的。
此时毛泽东等已经在筹划成立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周恩来推荐由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然而摆在陈云面前的，并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财经战线上的挑战，其艰险程度并不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
由于连年战争，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财政收入很少，再加上财税分散，中央统不上来地方的收入。可是前方打仗要用钱，后方恢复生产、安置旧军政人员和失业人员也要用钱。入少出多，致使中央财政收支不平衡。1949年关内地区的财政赤字占到了全部支出的65.9％，这就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中央财政支出要靠发票子。自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后1年之内，通货增加了16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到270倍。
投机资本有了可趁之机，在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先后掀起四次物价风波，促使物价在短时期内暴涨，严重影响到前线供应、人民群众的生活及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有的甚至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
面对如此严峻的财政金融形势，陈云毅然接下了稳定金融的重担。受命入关的时候，有人问他进关后准备怎么办，他平静地说：“安下地盘试一试。”
坐镇上海谋划全局 陈云是在投机资本掀起的物价风波中走马上任的。1949年4月，一场大范围的物价波动席卷华北、西北，波及山东、苏北、平津等地。这是投机资本掀起的第一次物价风波。5月3日陈云急赴北平，14日刚到北平，顾不上休息，就投入到工作中。
当时国营经济刚接收官僚资本，掌握了一些干预市场的必要物资。而且生产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的农村也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控下。在物价风波爆发后，人民政权沉着应对，疏通粮食运输，在国营贸易公司之下分别建立粮食、花纱布、百货、山货等专业公司，并设立零售处，直接供货，平抑物价。此外，还开办“折实储蓄”，吸收存款。华北投机资本实力毕竟有限，5月中旬物价涨风就平息下来。
但投机分子没有给陈云留下太多时间对全中国的财政工作进行部署。
5月27日，全国经济中心上海解放。江浙地区势力强大的投机分子，利用人们在长期通货膨胀下对纸币的不信任心理，哄抬金银、外币特别是银元的价格，排挤人民币，导致物价猛涨。上海市军管会抛售10万银元也没能稳住局势。6月7日他们报告中央，决定武力查封投机活动的老窝上海证券大楼，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陈云也一直密切关注上海的情况。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 6月8日发出。除赞同上海的政治手段外，还提出了五项经济步骤：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发行实物公债；通令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为坚强阵地，支持人民币占领新区市场。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部队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逮捕200多名银元投机操纵者，并以经济手段相配合，稳住了金融物价形势。这场战斗，人们称为“银元之战”。
但投机资本势力强大，这次并没有伤其根本，他们很快将投机活动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掀起了新一轮物价猛涨浪潮。从6月20日到7月21日的一个半月中，上海的投机资本哄抬大米、纱布价格，带动物价全面上涨。平津物价也急速抬升，物价风潮如野火般骤然蔓延到全国。这是投机资本掀起的第二次物价风潮。正在紧张筹备向大西南进军的邓小平，亲赴北平，向陈云面告上海的困难。7月3日，华中局邓子恢也向中央告急，建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谋求对策。
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的通知。处在物价风潮中心的华东局，在给中财委的电报中，急迫地请求陈云提前到上海筹备和主持会议。19日陈云前往上海。那时津浦铁路刚通车，车行很慢。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叫嚣要封锁上海，派出军舰在上海附近海域游弋、布雷，实行海上封锁，并不断派飞机轰炸。陈云乘坐的火车快到上海时遇到一次轰炸，不得不停车隐蔽。22日陈云才抵达上海。到上海后，陈云不顾一路风尘，抓紧时间研究上海的情况，现场指挥对投机资本的斗争。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上海财经会议。在会上，陈云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经济严峻形势的对策。
上海财经困难最核心的问题是“两白一黑”，就是粮食、棉花和煤炭短缺。陈云提出，上海周边地区开放粮运，用早收获的粮食先保证上海供应，下一步从其他地区调集粮食常囤上海，确保供应。棉花先从香港搞一批，另外各地摊派一批棉花给上海。煤炭最主要是运输跟不上，陈云要求上海组织专门班子，提高铁路调度效率。
与会代表最关心的就是物价稳定问题。物价上涨，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因为财经困难，不得不依赖财政发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对此，陈云首先表示，票子还得发，物价还得涨。陈云也不希望多发票子。他说：“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实际上有钱的人并不保存很多的现钞，吃亏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其次是军队，以及党政机关的人员。”但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需要发的票子很多，物价也将上涨。既然开支不能减，想少发票子，主意只能打到增收上。陈云想了两条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发公债。第二个办法是抓紧收公粮和收税。
在陈云主持下，会议规定了各地区货币发行量；确定了各解放区1949年秋粮征购任务；制定了各地区之间物资调拨计划；统一了税率。决定建立全国性的中纺公司、纱布公司、土产公司，以掌握几种重要物资。这样一来，就为在未来对付投机势力的战斗中协调行动，作好了部署，准备了条件。
8月25日，陈云离开上海返回北平。后来，中央考虑到工商界的消极态度，决定推迟发行公债。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