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现时的总策略
现时形势中之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便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中国共产党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那是会变成拼命的“孤注”的，然而党应当去领袖一切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发动。所以共产主义者应当做一切农民暴动的指导者。如果农民暴动的发动，事实上不能有多分准备起见而推迟，如果这种暴动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围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固然，游击战争开始之后，攻袭城市，尤其是小县城，是农民群众常有的倾向，本党尤当领导这种斗争，使适合于战术上的目的，袭其不备，夺其武装，杀戮豪绅，摧毁其各种权力机关。但是，农民暴动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
至于城市之中，则游击战争的策略，比较起来要难实行得多，所以往往在城市之中有不适宜采用这种策略的时候。要到城市之中已经最终决定举行暴动，巷战已经开始，那时，党才可以运用这种游击战争的策略。然而现在在一切工业区域，已经要建立工人的武装队自卫队，训练战术，利用他们在日常的反抗黄色工会的斗争之中；这已经是工业城市之中现时所不可迟缓的任务之一了。城市暴动的必须条件是：(一)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涨及革命情绪--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二)治者阶级统治之动摇崩溃的形势；(三)一般市民(中层阶级)的慌乱犹豫摇动，对于治者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于同情于治者阶级之颠覆；(四)工人阶级之革命力量之组织，技术上的准备。因此，党不但不应当在城市之中只注意到所谓军事工作之准备，而忽略各市以及各县工人手工工人店员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之指导与发动，而且应当更加加紧这种斗争；每一次极小的斗争之中，也要引导工人群众去了解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及与农民暴动联合推翻统治阶级之必要；这样，于〔才〕是切实的在政治上准备城市之中暴动。关于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的联络关系，是党的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但是，这种联络，只有经过党的组织与规定计画。群众的暴动，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要适合当地的环境与时机，既不能互相等待，亦不能在明明没有立即暴动的形势中，而以军事投机的方式做军事上的互相影响。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暴织〔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再则，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下，可以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军事投机主义。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发动，固然是军事投机主义，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不以发动群众为根本政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而只相信军事的力量，只知道军事上的布置准备攻守进退的规画；因此，暴动之中只见军事的行动，并不充分发展群众斗争的根本工作。二是借口准备的不充分或者采取等待政策，而不发动当地的群众，甚至群众已经多数的起来暴动，尚且对于领导这种暴动仍旧是怠工或动摇犹豫；这种倾向的不信任群众力量，不发动群众的政策，甚至阻止群众自发的斗争，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政治生命。党对于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应预先指出他们的危险性而努力扫除之。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众暴动的责任，固然是使他尽可能的有最大限度的组织性，但是，一切群众自发的斗争，即使是党所认为过早的，党也有起而领导之〔之〕责任。
最后，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一般贫民苦力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当尽力吸引他们参加工农的斗争；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恐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
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党不但要努力去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而且要去领导贫苦农民，领导起潜伏待发的暴动，发动游击斗争；应当发动工人的阶级斗争，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领导他们汇合而成总暴动，获得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胜利。
(九)〈苏〉维埃的口号与工农政纲
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党应当在文字口头的宣传上，对于最广泛的群众解释：“为建立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而实行革命斗希的必要”(“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但是，只有确实无疑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巨大高潮的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方才可以并且应当组织苏维埃，以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这所谓“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是说暴动在一定区域内已经有固守较长时间的可能；只要有这种可能，便应当建立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只要暴动真正是发动群众的，那么，暴动胜利时，这便是事实上不能不执行的任务。至于游击的农民暴动，还只有袭击移动的时候，当然，那组织暴动的当地革命委员会，继续以临时政权的性质为暴动之指导机关。总之各地农民暴动的发动，应当以当地农民的秘密团体(农民协会等)所推出的革命委员会来指导(城市暴动便是工会等推举的革命委员会)，应当尽量发动群众，引进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实行自动手(“民众式”)的没收土地，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实行游击式的战斗--解除敌人的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这种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画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如果已能占据城市一县成数县，以至于一省，工农暴动已经联合起来而获得胜利，那便有建立苏维埃之必要。城市中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之建立，尤其要吸引广大的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城市暴动一开始，甚至尚未开始之前，已经要有群众斗争组织的雏形，如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等，要积极领导这种群众斗争的组织，使成为革命的暴动的中心机关，实行革命暴动独裁的机关。暴动胜利一有巩固的可能，这类的群众组织便要变成苏维埃，而为革命的政权机关。暴动的胜利，只有在建立苏维埃的过程中，能使工农群众真正自己获得政权，而更加尽量的来发展革命巩固革命的胜利。--所以苏维埃的组织既不能在胜利绝未巩固之时开始，因为这可以陷于忽略军事战斗而专事选举，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减弱革命的独裁制以至党的领导权之危险；苏维埃的组织也更不能借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因为这便更加要增长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这便将工农暴动完全变为军事行动，只去攻城夺地，只知道军事上的规画。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农］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
党应当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依各地的情形群众的信仰而定)。这种农民组织必须是贫苦农民群众(破产贫困之自耕农，佃农，雇农，失业农民)之阶级斗争的组织，且是暴动的组织(决不能视为类似工会的经济的组织)。然而党应当确定方针：暴动胜利之时，要农民协会变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现时就应当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及农民协会的过渡作用。所以苏维埃口号并不与组织农民协会相冲突，可是“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应当取消。苏维埃口号之外，还要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农民暴动未发动的地方，秘密的农民团体是有需要的，本党应当引导他们到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没收土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总方针，已经载在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之中。党应当坚决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犹豫圆滑的修改或谬解土地问题上的党的主张。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税，取消一切苛约，重利债务，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党坚决的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城市之中，除苏维埃口号以外，还有劳动问题党纲：八小时工作制，绝对的增加工资，规定休息日，社会保险，要求监督生产等。再则，应当对于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解释，并且要在暴动胜利之时实行下列的事：例如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如建筑工人贫民住宅等。只有在这种革命的口号之下，本党才能组织被压迫群众的暴动，而得到胜利。
(十)反对军阀战争与军事问题
反对一切军阀战争的问题，是中国现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赞成中央最近所发反对军阀战争的宣言，认为对于军阀战争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是非常之对的。“失败主义”便是要使交战的双方军阀都失败，因为军阀的失败崩溃，就可以开展群众革命运动的环境，而使工农暴动容易得胜。本次扩大会议更特别的指明：“失败主义”的革命策略，在南北新旧军阀战争的时候，对于本党是天经地义。对于劳动民众，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统治，与白崇格唐生智汪精卫的统治是一样的。北方军阀大半自身便是很大的地主和重利盘剥者，是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的代表(商业资本与重利资本及官僚大地主的政权)；南方军阀是豪绅地主(重利盘剥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双方虽然现在还是反动之中互相不同之种类，可是工人阶级及衣民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本党的任务，便是在一切军阀战争之中，努力将这种军阀战争变成革命战争，将这种屠杀掠夺的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富豪军阀的国内战争。本党应当向劳动工农民众解释的，对付军阀屠杀战争之唯一方法，便是各地工农兵士群众起来实行推翻自己当地的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革命暴动。本党应当组织群众以备暴动，在优越的时候发动群众而指导他们暴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夺取这些混战殃民的军队的枪支武器。
中央认为必须更加加紧在一般广泛的平民群众之中做反对军阀的宣传。“反对战争”的口号，中央认为是对的。但是宣传这一口号的时候，必须解释，要能永久消灭这种军阀的掠夺战争，只有劳动贫民的革命的胜利，而建立苏维埃的政权。
军队之中的革命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更加重要而更加要加紧破坏这些军阀军队的工作。中央现时特别指明：虽然中央政治局屡次提及这一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到处受摧残，或者简直没有做。农民暴动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认为就是这一工作没有丝毫成绩的缘故。本次会议现时特别命令各级党部立即开始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的秘密工作。险主要的革命口号之外，军队中的宣传，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饷项，要求发清欠饷，给士兵好衣服好住所，废除肉刑，反对军官侮辱士兵，兵士监督军官的财政收支等等。本党应当号召兵士参加工农暴动，没收军阀财产，兵士派选代表参加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
同时，中央认为必须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总经验，尤其是屡次失败的教训，都证明要使中国现在的雇佣军队，变成革命斗争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组织上的主要原则，便是志愿兵制度，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成分，应当是阶级觉悟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新军队中应当有集权的军需供给机关。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
(十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八七紧急会议以来的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这种情形自然的结果，竟使本党以全力去指导无产阶级农民的斗争；在这种艰苦困难的条件之下，本党所以没有能分一部分注意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国际〔民〕运动上来。同时，正在这一时期之中，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保镖的军阀(国民党)逐步屈服，实行其卖国的亲帝国主义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工人苦力群众赤手空拳夺回来的英租界，国民党竟归还了英帝国主义者，这是何等的耻辱。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也竟取消了。南京政府曾经企图使盐务署的外国督办服从自已，但是英国领事几声抗议便把国民党吓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蒙满，而国民党政府一句硬话也不敢说。所有这些事实都更加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是澈底的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引起极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应当领袖中国劳动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严格的揭发治者阶级的卖国行为，以及国民党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口头禅。本党应当号召无产阶级及广泛的被削剥〔剥削〕民众起来奋斗：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立刻撤退外国海陆军，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企业，银行--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中国人民所有，取消一切外债--满清政府及军阀政府零趸出卖中国所借的外债。
同时，本党应当经常不断的对工人及一般劳动民众解释：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治者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真正的平民政权--苏维埃政权，同时，也只有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赞助。
(十二)机会主义的遗毒
八七紧急会议虽然严厉的反对以前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半孟雪维克主义的政治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虽然屡次纠正地方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然而党内仍旧有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之遗毒。叶贺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昌暴动政治上意义的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前敌指挥者不是实行革命的策略，而是在各种主要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只提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之土地，主张减租到收获百分之三十，不注意农民群众的革命宣传，不准工农自动的独立的实行杀戮豪绅地主反革命派，抛弃征发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之政策等等)。军事上很坏的策略，也表现前敌党的指导，没有革命的建议力，没有果断的意志和方针。许多次的衣民暴动之中，指导者犹豫动摇，没有革命的坚决的意志，都是多次失效的主要原因。这种机会主义的特点，便是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去依据工农民众，而总想依靠靠不住的军队力量，总只想做勾结杂色军队的把戏。中央这次会议认为必须以全党的力量，来排除这种危险的致命的机会主义之遗毒，这种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指导于部是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刻用景坚决的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肃清其中的机会主义的分子。要知道最近两湖广东及叶贺南征的失败，其原因由于主观上的错误的占极大部分，没有强固健全的非机会主义的党的指导，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再则，本会议认为还要预防党内别一种危险倾向发生之可能，--这种倾向便是对于工人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部分要求的斗争，职工运动的工作，估量太少。其实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不但和指导部分要求的斗争的工作不相冲突，而且更加要党积极的去领导工人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日常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的革命的组织。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
（责任编辑：悦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