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观的革命形势
本年八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已经考察武汉七月反动之后中国的一般政治状况，断定那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稳定，在现时中国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时指明：一般政治军事经济的大危机，因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大大的扩大发展起来，这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实。中央曾经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受着两次巨大的失败：四月间沪粤的反动，七月间武汉的反动，然而中国革命决不会就此长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认为这种悲观的观念是绝对不正确的。中央那时认为必须继续扩大深入革命的斗争，并且要坚决的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以后的政局，完全证明中央这种考察是正确的，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对的，固然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的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固然广东两湖的农民暴动一处也没得确定的大规模的胜利，但是革命虽然又遇着了这几处部分的新失败，然而三个月来一般的斗争经验，更证明了本党的策略完全是对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农民众的斗争又重新猛烈的爆发，一般政治状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了很严重的变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考祭现时的斜时机而决定适应这种客观时机的策略。
(二)中国社会的总危机与农业经济
中国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虽然胜利，然而那些产生伟大的中国革命之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仍旧存着。沪粤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那些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增多起来，更加使这些矛盾的爆发急速起来。这就是因为得着胜利的反动势力，竭力在那里巩固中国的旧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是陈旧腐朽落后野蛮的制度。于是这种情形的背景里，那一般的总危机便尽量的大大开展起来。这就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尤其是农民的广大群众之革命斗争的高潮。
农民经济的衰落破败，一天天的更加带着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质。今年(一九二七年)是相当的“丰年”(除直隶山东两省已经完全彼战祸天灾所破灭之外，其他各省的天时，照例应当使农业经济相当的改善，但是事实上差不步业国都因过去的灾荒与战祸，同样是成千累万的人饿死杀死，不过是比灾歉的直鲁略好些)，可是这所谓“丰年”，不但没有阻止些农民经济的崩败，而且更加增进农民经济崩败的过程。因为“丰年”的结果，人民反而要多出些钱米租费给地主和政府(例如浙江今年借口丰年迫缴历年欠赋)，地主和重利盘剥者要追取农民的旧欠，买办和商人要抑低农产品的价钱，军阀更借口增加税捐至两倍三信(江苏今年增收田漕的亩捐)。所以所谓“丰年”即使不比荒年更加使农民破产，至少也和荒年一样。地主的剥削农民，商人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农民，军阀的掠夺农民，豪绅官僚等等的压迫农民，现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弄得农民不但不能恢复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于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已经被这些有产阶级剥削到不能一日忍受的地步，农业经济的“重复生产”，即使在极隘小的范围内也简直是不可能的了。除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直接剥削外，军阀还要掠夺农民，他们不但征发粮食牲口，并且要拉夫，再则因为战祸连年的关系，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国家秩序混乱分崩，天灾日益倾数(这些天灾亦大半由于中国社会制度而来的)，还有财政金融的紊乱，使乡村中多量的出产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着相等的报酬，商业和市场的停滞纷扰，使农业经济上技术方面的准备也日益破毁，乡村中土匪蜂起等等，--凡此种种，都使农业经济崩败衰落。农业经经〔济〕的危机是一天天的增加，而有天崩地陷似的暴落的趋势，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工农革命的澈底胜利和剧烈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三)工商业的危机
中国工商业及金融中的危机，尤其有明显的表演。中国革命客观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造成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一革命任务，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中就应当解决的。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走近解决这一任务的一步，而且更加使这一任务的解决远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但增加中国的分裂离析，而且发生许多新的混战，各省之间有战争，每省之内也有战争，现在全中国都是混战。商业交通在各省之间固然是时常断绝，就是在一省之内也往往东阻西隔，各省都是乱紊〔紊乱〕的金融状况，原料机器燃料的运输减少了不少，有些地方简直断绝了。反革命的屡次政变之后，外国资本家的竞争势力又增加了好几倍。再则中国农民的家庭工业，手艺等类的事业，更加破产停滞。国内国外的贸易都是日益衰落(一九二十年上半年输入减少百分之五十)。外国资本利用银价的低落，财政的紊乱及国民党的屈服，更加在中国多量搜括金钱财货。全国的破产穷困，经济的衰落，都在一日千丈的堕落下去。几百对农民，几十万工人店员，都在失业，都从商业及一般生产过程之中排斥出来。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反动，就是如此的“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四)帝国主义侵略之急进
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完全降伏于外国资本主义，而增加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实际上夺回了汉口的英租界，而且完完全全统治了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得着了绝大的胜利，满洲内蒙正在变成完全的日本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的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的完全屈服。他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现时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过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只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具。从革命开始到现在，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统治力，从没有现在这样强大的。伟大的中国之被压迫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虽然以前一向是治者阶级向帝国主义做买卖的“投机事业”的对象，但是从没有象现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国民党)治下这样厉害的。
(五)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
国内政策方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便是只能采取法西斯蒂主义及亚洲式的野蛮专制之凶恶手段。白色恐布〔怖〕，穷凶极恶的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劳动民众；这种反革命政策，在国民党治下，达到了空前的野蛮程度。中国旧式的野蛮毒刑，对于革命党人的非刑拷打，还要加上建立黄色工会的把戏和警察包探所组织的工贼性的“工会”，渗入工人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日益增长，同时他自身之内的分化崩溃的过程却也在急转直下的前进。中国资产阶级，固然绝对没有能力实行反抗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反动的革命使命，而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最初期，便背叛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能力做稳定团结反动势力的动力。对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他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国家，或者就在资产阶级地主联合的基础上统一中国，都简直是他没有丝毫能力去实行的事。这是他历史上的运命。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联盟，其结果是使中国更加分崩离析，位割据互争的局面更加纠纷，自然要造成继续不断循环不息的军阀混乱的屠杀战争，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一切建立巩固的国家政权之尝试，就算在一个小小省县的范围里罢，都是完完全全破产。无间断的屠杀混战及空前的贪婪淫佚腐化，--便是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国家机关之致命伤。国民党曾经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今很快的腐化堕落，完完全全变成无主义无目的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狗窠，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的党，贪赃舞弊杀人凶犯投机奸商的官僚党，这事实很明显的反映着资产阶级反动的全部腐化崩败的景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八月间便预言：国民党要变成一个象祥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党，尚且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很对的。本次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本党认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本党不但要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国民党，而且要努力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压迫民众的罪恶，要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
中国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的流产，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他们不能造出一个有一定政纲的党，更不用说要他造出一个具有政治意识的政纲了。
(六)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特别的作用，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完全没有稳定的可能。经过革命的三次失败，仿佛反动稳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须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治制度能够由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一些，同时，必须在现时国际国内之中，有渐进的，作算是非常迟缓痛苦的改变社会制度之可能，可是实际上现时在中国没有这些条件。中国没有这样一个阶级，能够负起责任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不过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蒙蔽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领导权到手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刻便不得不将他转交给豪绅地主阶级，就是完成反革命势力的复辟，结果是反革命的领导权仍旧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而不在资产阶级手里。如汪精卫等类的政客，想“改良”土地关系(如应允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等)，可是这种政策在几天之内便完全破产，单是这一例子便证明改良政策不过是公开的欺骗。再则全世界客观的形势是革命的，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又在急进的施行，这种情形也就是使中国没有由改良主义得着外国资本家的帮助，而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要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使中国完全永久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二)帝国主义战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战胜苏联。此外中国不能由改良主义的方法去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革命虽然受着屡次很大的失败，而中国劳动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不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用尽，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
最近几月的经验，铁一般的证明这件事。中国伟大的革命已经唤起如此广大的工农苦力群众，他们都起来实行独立的政治斗争；民众激愤的革命力量，决非几个月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所能完全扑灭的。
所有这一些情形，都使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观察，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期间必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总之，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澈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七)革命的高涨与低落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无间断的性质，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里农民暴动的高涨，就可以证明。九月间农民暴动普遍广东湖南。虽然这种互相隔绝的群众自发的暴动，遭着屡次失败，然而农民运动的爆发仍旧继续着，有些地方(如湖北)甚至于更加厉害起来。十月间农民暴动又在江苏直隶热河山东开始了。同时几个主要的无产阶级区域，如上游广州武汉，经过一期退落情形之后，工人运动又带起比较猛烈的革命性质。农民运动的潮流，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爆发，不过暂时还比较的弱罢了。南京与武汉军阀争夺地盘的屠杀战争强盗战争开始之后，劳动平民反〔更〕加受着痛苦，广大的工农群众更加愤激，虽然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非常之严重的压迫屠杀搜捕，然而群众的革命斗争，却正在刚经失败损伤的地方，陆续的继起。群众正在自己失败的经验上，学习革命的斗争。
固然，过分估量革命的高涨及群众的革命力量组织力量，因而认为可以有大范围内立刻的胜利，这是错误的；然而经过革命三次大败之后，在现今这种反动局面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终于重新爆发；如果对于这种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药不能轻恕的错误。
因为革命潮流的低落条件，至少是：(一)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二)改良主义的渐次实行；(三)革命群众之溃散与消沉。单是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才使敌人惊惶失措而拼命的严厉镇压。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布尔塞维克的党，不去积极发动群众，领导革命潮流的发展，而以为自然革命高潮的到来，自会胜利，那也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责任编辑：悦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