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以下简称“中国节能”)以创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路径为抓手,全面提升生态资源转化效能,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贡献了央企智慧和力量。实践证明,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机制,不断释放生态要素的经济潜能,有利于开辟新发展空间、注入新发展动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变革,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强支撑。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生态产品相关产业正成为产业发展和转型优化的新增长极。以优质生态农产品、生态旅游和清洁能源为代表的生态产品,通过市场化运作和品牌化经营,逐步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这些产业不仅拓展了传统产业绿色发展空间,更催生了新业态,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例如,有机农业、生态康养、碳中和服务等新业态正加速崛起,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支撑。
  二是有利于促进区域绿色协同发展。通过跨区域生态补偿、产业合作等方式,能够有效整合区域生态资源,推动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与修复,实现资源共享、产业共兴、环境共保、生态共建。近年来,各地区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产业。例如,西部地区重点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和清洁能源,中部地区打造生态产业集群和循环经济示范区,东部地区发展高端生态产品产业和服务业,逐步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生态经济体系。
  三是有利于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正重构产业发展价值观和评价体系。传统的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核心的发展评价体系正在向“生态+经济”双重评价体系转变。越来越多地区探索生态产品总值(GEP)与GDP双考核机制,将生态产品价值纳入经济核算体系,促进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双改变。
  中国节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担当央企使命,发挥产业和技术优势,创新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径。通过建立“污染治理+生态溢价”“生态修复+产业植入”等模式,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初步建立“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全链条转化体系。在长江大保护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可量化、可复制、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范例。
  一是创新产业发展体系,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多元实现路径。针对城市化区域、农产品产区和生态涵养区的不同定位,中国节能探索了多种产业落地模式,包括“污染治理+生态产品开发利用”“新能源+生态农文旅”“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业”“生态修复+水产品可持续开发”“有机固废资源化利用+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等,取得了良好成效。
  二是发挥央企主体平台作用,推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通过系统化推进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价值转化,打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示范工程。在固废资源化领域,创新构建“两园一链”治理体系,实现废弃物处置与生态农业协同发展。以贵州酒糟资源化示范工程为例,年处理酒糟10万吨、废液6万吨,年产生物天然气2100万立方米,沼液肥还田滋养2万亩标准化果蔬基地,形成“工业废弃物—清洁能源—绿色农业”循环链;在生态修复领域,实施“治理+”战略,打造安徽合肥十五里河流域景观生态廊道和人居环境治理样板工程,修复沿长江尾矿库13座,“光伏+水体修复”技术使安徽马鞍山等水域水质透明度提升50%以上。这些实践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不仅显著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更为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探索乡村生态振兴新模式。在清洁能源与现代农业融合方面,推广“光伏+”智慧农业模式,有效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例如,在陕西渭南建设的大荔20兆瓦光伏农业大棚,是集光伏发电、农业生产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示范项目;在山东临沂建设的2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通过“光伏+玫瑰”模式提高鲜花生产质量,推动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双赢。这些探索表明,通过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与产业生态化深度融合,能够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四是助力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大力实施绿色产业帮扶行动。中国节能在民族地区实施了多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比如在贵州武陵山区,围绕4条生态廊道和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保护保育、自然恢复、人工辅助修复和生态重塑等措施,系统诊断修复单元生态本底,实施6大类24个子项目守护绿水青山。在西部地区,中国节能大力建设光伏发电和光伏农业项目,开发天然绿色、富有特色的生态产品。通过植树护林、开发农林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和改善生态环境,形成了从种植到实体店销售的完整生态产业链,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
  然而,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政策体系不完善、技术人才支撑不足、经营主体“小散弱”等问题突出,亟需破解。
  首先,完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建议建立专项基金,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市场培育和试点项目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生态资产信用贷款等金融产品,破解生态资产抵押难、融资贵等问题;健全市场化运作模式,通过设立投资基金、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等,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投资体系。
  其次,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要加大生态修复、污染治理、绿色能源等关键领域研发投入,推动核心技术突破;构建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引进一批既懂生态又懂经济、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最后,壮大经营主体力量。针对生态产业“小散弱”、跨区域协同不足等问题,中央企业应发挥资金、技术、产业链整合优势,担当龙头角色,整合生态修复、绿色能源、生态农业等领域资源,打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联盟,制定生态产品生产、评估、交易等标准,形成“央企引领、多方协同、共建共享”的生态产业发展格局,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多央企力量。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廖家生 作者系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