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祺：未来公司要么大，要么小，中型公司将急剧收缩

英特尔与IBM等同时代巨人已经麻烦缠身，诞生50年的微软，还在变得更加强大。

8月初，微软的市值突破了4万亿美元，成为继英伟达之后，第二家达成此成就的科技公司。

张一鸣回溯自己在微软短暂的工作经历时，曾对媒体说：“（微软）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就是比较无聊，基本上我可以半天工作，半天看书。没有很多有挑战的事情，所以那段时间看了很多书。”

但往往，改变世界的是无用之用。2019年，微软拿出10亿美元投资了OpenAI，帮助其探索生成式预训练模型。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OpenAI引领了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微软后续又追加了超过120亿美元，为其提供资金与算力。借助这项投资，微软率先吃到了AI时代的巨大红利。

从OpenAI延伸出的前沿技术，也在反哺和改造微软的产品。增加了Copilot与Agent功能后，微软最新操作系统Windows11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上一代的Windows10。

今年8月底，《中国企业家》记者前往微软在中国的北京总部。恰逢午饭时间，人群鱼贯而过，但空气安静极了，员工的脚步不疾不徐。

工程师文化构成了微软的底色。管理着全球最庞大用户量的软件应用和最大的电脑操作系统市场份额——全球大概每10台电脑，就有7台使用Windows系统——微软需要不断对产品进行升级、改造，以保持竞争力。

何况，不断有新兴大公司，来挑战微软的阵地。不久前，字节跳动飞书CEO谢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飞书想做新时代的Office。

从办公软件到搜索，从最大的云代码协作平台GitHub到云服务，从社交软件到企业服务，从to B到to C的各个战线上，甚至是硬件设备，这里的一切都在做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切割。

“过去一年，微软发布的产品数量，可能超过了过去10年发布产品数量的总和。”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Microsoft AI亚太总裁张祺告诉《中国企业家》。

2025财年（2024年7月1日～2025年6月30日），微软Azure云业务收入超过750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单季度增速超过了亚马逊云科技。虽然年收入仍然落后于亚马逊云科技的1080亿美元，但一些华尔街的分析师预测，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交替不会太远。

微软还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厂商之一，仅次于腾讯。2023年，它以全现金形式收购了动视暴雪，代价是687亿美元，该公司旗下拥有《使命召唤》《魔兽世界》等知名IP。

在微软高层领导里，张祺是最了解微软技术变革历程的东方面孔之一。他在2002年加入微软美国总部。2014年，他成为微软全球合伙人并升任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常务副院长。2018年，张祺被授予微软全球杰出工程师，成为微软中国首位获此技术专家荣誉的工程师。

IBM前任CEO郭士纳曾将带领IBM的10年，总结为“大象会转身”。在张祺的总结里，微软对AI时代的理解和引领，更像是The Elephant Can Dance（大象能跳舞），并且是优雅地跳舞。张祺对《中国企业家》提到了三点：

第一，大公司不仅要能选对方向、选对赛道，最重要的是，要能快速迭代，甚至比初创公司还要快、还要坚决。

第二，要保持成长型思维。成长型思维的核心不是“know-it-all（了解一切）”，而是“learn-it-all（学习一切）”，不是自以为无所不知，而是保持学习的心态，以更加谦虚的态度去理解和判断未来的技术、产品、商业布局，同时以更加开放、合作的态度去共建生态。

第三，等待创新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等待是非常危险的。你肯定会犯很多错误，但这些错误和你可能拿到的未来机会相比，或者和可能错失的机会成本相比，都是微乎其微的。

张祺还看到了更深层次的变革。2023年初，他在微软内部的一个战略会上提出了“单人创业家思维”，即OPE（One-Person Entrepreneur）。

什么是单人创业家？

这个理念源于一个观察：通过颠覆性创新技术，结合“单人+AI即团队”的协作模式，可以实现前所未有的高效创新。它旨在探索并挑战——在AI的赋能下，个体究竟能做到什么，以及将如何重塑未来的工作方式。在这种新范式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引擎。

张祺说，现在很多公司都在用极少的人完成极高的产出，他们的ARR（年度经常性收入）增长非常快，商业闭环完全在线化，整个模式和传统企业完全不同。OPE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一个人加AI，可以无限放大个人的能力边界，甚至重塑组织形态和商业逻辑。

张祺举了一个例子：他团队中的一位产品经理，从未写过代码。仅仅用了7天时间，花费5美元订阅AI产品，做出了一个简约版的Bing（必应搜索），还附带了记忆功能。在传统流程下，这样的产品至少需要两三个月、十几个人、几十万上百万美元的投入。

Not to compete with AI, but to compete with AI（把AI当队友而非对手），这是张祺的核心观点。

据《中国企业家》了解，如今在微软，超过90%的代码任务都由AI完成。张祺所带领的团队里，每个人都付费订阅了包括OpenAI、Claude等头部公司的AI功能——有人一年要为此花费数千美元。

张祺预测，未来创业，公司要么变得更大，要么变得更小。中间状态的公司，正在极速收缩。

传统的线性思维不足以解释智能化带来的改变，张祺建议科技公司以及每个人要具备“垂直思维”。“你要把自己‘放在未来’，再回头看现在，用这种方式去对比过去，才能更接近正确的判断。即使斜率不完全对，也不会偏离太远。”

以下是《中国企业家》记者与张祺的专访对话，有删减：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现在基座模型的能力已经进化到边界了吗？

张祺：我觉得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Scaling Law（规模化法则）在很多维度上仍在延展。你可以看到，从OpenAI模型的发布来看，GPT-5这次更像是一个rather（迭代版本），它做了很多改进，努力在多个方向提升。

我们有CoT，即Chain of Thought（思维链），现在又出现了一个CoD，即Chain of Debate（争论链）。最近，微软的Health团队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它让AI在多个维度上随时调用最优模型，不受限制，并且让它们扮演不同角色，通过几步，最终拿到最优结果。测试结果非常惊人，甚至超过了人类最优秀医生的水平。这就是CoD的威力：模型之间互相辩论，最终得出更优解，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

张祺：跟移动互联网相比，我觉得有一些共性。但这次最大的不同在于，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Agent，很多创新的规模变化，包括交互方式的演进，都是基于智能体这种形式来拓展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人类在浏览网页时需要看到非常漂亮、设计精美的页面。Agent则不一定，它更关注信息获取效率，效率成为最核心的价值。

再比如搜索引擎，人类可能需要查看10个链接，因为认知能力在单位时间内只能处理有限的信息，而Agent可以同时处理多个链接，并快速汇总信息。像AI Search、Copilot的Search，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它们正在改变整个信息获取的方式。

我们再来看互联网广告。广告是给人看的，还是未来是给Agent看的？如果是给Agent看的，那广告的呈现方式又会是什么样？这需要重新思考和演进。

再比如支付。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非常领先了，但当进入Agent与Agent之间的交互场景时，尤其是在大规模系统中，一个Agent可能会调用多个其他Agent，并进行价值传导。你给一个Agent付费，它可能还要再给其他Agent付费，这种价值链需要层层传递。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重新设计和演进。

所以我认为，与移动互联网相比，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智能体所带来的“强智能化”。智能成为最核心的能力和价值体现，而且底层模型还在不断延展，行业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企业家》：这个趋势对中国整个互联网的影响已经开始了。

张祺：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勤奋务实的精神，在全球化进程中，在世界经济中建立了制造业等多个领域的重要地位。后来进入“工程师红利”阶段，我们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生数量庞大，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这不仅是网络用户规模的增长，更是因为大量的开发人员、研发人员、产品人员的参与，形成了强大的推动力。

但当进入AI时代后，拼的就不再是人力，而是算力、电力、能源和芯片。你不可能比一个Agent更刻苦，它可以全天候工作。当AGI或AI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智能体的能力将足够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是“数字人口红利”。Agent可以被视为数字人口的代表。我们如何在拥有8个billion人口的基础上，发展出8个trillion级别的Agent系统？如何进行规划、引领、实施？如何构建其价值体系？甚至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人类与AI之间的交互如何保障？如何把握住这波数字人口红利的领先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劳务市场、全球价值体系、全球供应链中真正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企业家》：Agent的商业模式在哪里？还是像移动互联网时期的广告吗？信息或者广告，它究竟是给人看的还是给Agent看的？

张祺：我觉得广告一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模式，也是价值传导和变现的重要方式。我们其实也在做很多尝试，包括Results as a Service（RaaS）这样的模式，以及其他多种探索。另外，我认为订阅服务一定会成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中国企业家》：但付费订阅在移动互联网没有成为主流的商业模式。

张祺：订阅服务从20美元到200美元，甚至到2000美元，它越智能，行业越精越专，它能带来的价值就会越来越高。所以很大一部分价值就会传导到服务里面去。

我们团队里就有最强的工程师在乐此不疲地使用高价的付费工具，因为越强的人越能发现这些工具对他的价值。比方说98%的代码都是AI写的以后（我们团队最近最创新的一个项目就是这样），工程师就转变成了架构师，能够飞快地反馈，把生产效率提升到极致，所以这里面会出现“10倍工程师”甚至“100倍工程师”。

商业的本质还是在这里：比如说订阅服务，以前的订阅服务可能只是定义一种数字化服务，但未来可能会定义一种“数字员工”，把传统的工作模式和其他体系结合起来。

《中国企业家》：是不是因为Agent或者因为AI能力的这种提升，你才会提出“单人创业家”这样一个概念？还是你很早就意识到这是一个趋势呢？

张祺：两年半前，我提出了“单人创业家”的理念，当时像Agent，包括Coding Agent的一般泛化代理都还没有出现。我提出大概8个月以后，山姆·阿尔特曼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叫“单人独角兽”，他更强调的是创业结果。

人的大脑在做判断时，非常擅长做回归（regression），也就是说，我们回头看过去发生的事情，用线性思维去描述、总结，这对人类来说是很自然的。但人的大脑非常不擅长判断指数性增长，因为它没法直觉地理解这种非线性变化。我们习惯依赖先验规则和经验，回顾过去，再基于此推测未来。

如果你想在指数性变化的环境中做出判断，就必须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强迫自己站在未来的视角回看今天，然后去预判可能发生的状态。即便如此，指数性增长仍然极难预测。你一定会犯错，但没关系，关键是要有快速反馈机制，不断纠错。

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之所以能预判“单人创业家”模式，或者说“人和AI的加成”会如何演进，就是因为抓住了几个锚点。当“智能涌现”出现后，你会发现一件事：你可以问AI任何问题。即使你不会写代码，没学过化学，AI也能帮你解决复杂的化学、数学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形成了一个很强的理念：“Discipline（学科）”——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将会消失。过去的软件开发，需要程序员学习代码、算法、计算机架构，经过多年训练才能成为合格的开发者，还要细分前端、后端、设计、发布、用户增长、运营等专业角色。但未来AI可以帮你完成大部分工作，这些专业壁垒会被抹平。

那么问题来了：在AI的加持下，一个人能做到的极限是什么？一个组织在这种环境下，会变成什么样？这就是OPE模式的核心思维：一个人+AI=一个团队。一个人可以完成过去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完成的事情，甚至做出更了不起的成果。

《中国企业家》：在大公司内部实践“单人创业者”理念，会不会受到流程、荣誉体系等组织机制的限制？这种模式适合在大公司里落地吗？

张祺：OPE里的E，更多是一种概念。Entrepreneur的精神，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创业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闭环。E的核心是，你一定要以闭环的方式去完成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可以在一个小组里完成，可以在大公司里完成，也可以在创业环境里完成，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更像是一种思维方式。

《中国企业家》：如果AI在创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人的价值在哪里？创业的主观能动性还重要吗？

张祺：人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只要一个人有想法，想做这件事，他可能只需要花5块钱，就能调动近似微软这样的大公司需要花费几百万美元、两三个月时间、十几个人协调才能完成的资源，而且效果还更好。你想，这样一种创造力的释放是多么了不起！

《中国企业家》：未来还需要有“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吗？

张祺：我5年前提出的：工作（work）会变成任务（task）。用英文来说，工作会被拆解成任务。但在过去，这种任务分发非常困难，需要人，需要经理，需要有经验的人去把一个工作拆解并分配给个体员工——Senior分给Junior，上级分给中层，再逐级下发。

而现在，大模型最强的能力之一就是Reasoning and Planning（推理和规划）。这意味着，工作可以非常容易地被拆解成任务，并自动分发出去，因为这种平台可以清楚地理解供需关系，知道你要做什么，并自动匹配资源。

举个例子，我大概在三五年前，给LinkedIn写过一个很短的memo，认为他们未来应该是一个任务和人才的双向匹配平台，而不仅做简历的对接平台。企业告诉平台需要完成什么任务，简历告诉平台有哪些人才，由平台完成对接。未来，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对接，还会包括数字员工（Digital Workers）的对接。

另外，原来我们讲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未来这些概念都会被打破，最终都会变成“碳”和“硅”的融合体——人类员工带着Agent，和数字员工交织在一起，形成新的工作形态。

再说专业领域，我刚才提到过，专业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最终都会变成“全栈”。这里的全栈不仅仅是软件开发的全栈，而是跨越化学、物理、生物、医学、财务、HR等所有领域的全栈。

组织架构也会随之改变。它的核心作用是帮助你更好地协调、更高效地完成任务。大模型的推理和规划能力，会让这种组织变得更加智能化、更公正、更全面、更高效。

《中国企业家》：Agent时代，CEO或创始人该如何管理员工？将来的工作会变成什么样？

张祺：你一定要站在指数点上去回头看，预判你将来的公司、你的组织、你的人才梯队会变成什么样。实际上是强迫自己站在指数点上往回看，翘起来然后往回看。

尽早变成AI原生的员工，能把碳、硅融合、把AI工具用到极致的员工的能力，会被极大地放大。所以一定要抓住培养、奖励、留存、激励这类员工。他们带来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可能不仅仅是在高科技行业，每个行业都会这样，因为智能会泛化。

此外，在整个效率的理解上要有不同的视角。从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到数字人口红利，你一定要对将来的组织结构、生产效率、成本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微软也发布了一个叫Frontier Firm（前沿公司）的概念，它讲到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和AI、人和数字员工之间的交互方式是如何演进的——从辅助到平行再到领导。

《中国企业家》：这样一个愿景距离我们还有多少年？

张祺：我觉得5年，对于AI来说，ChatGPT发布到现在就2年时间，5年算是很长的时间。

《中国企业家》：大公司与小公司的边界在哪里？

张祺：从平台层面讲，模型训练可能需要非常强的资本资源投入，可能只有少数几家能做。但在大语言模型作为底座的智能技术层面，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由小团队完成的。从底层的GPU Infra、新的AI Infra，到上层的千行百业，80亿人都可以用自然语言进行创意创作、编程、协作，你很难再用传统的“大公司VS小公司”的框架去定义未来的组织形态。

而且这种新的能力结构和网络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以前我们理解的是大公司之间的交互、竞争，但现在可能是几家超级公司（Super Company）在底层构建平台，而在它们之下，是一个非常繁华的生态系统，由大量小公司组成，形成一种非传统的网络式组织结构。

《中国企业家》：请你分别给职场中年人以及年轻人提一些建议。

张祺：对于有经验的职场人，一定要尽快让自己成为AI Native，要意识到在这种“碳基与硅基融合”的趋势下，能够更好地拥抱AI变革和智能涌现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需要用Growth Mindset去学习、去改变，去拥抱这种变化。我想用一句英文表达这个理念：“Not to compete with AI, but to compete with AI”，意思是把AI当队友而非对手。

对年轻人来说，使用这些AI工具是很自然的，但这反而带来了一个挑战：AI可能会迅速替代很多Junior Entry-Level （初级入门职位）的过程，他们可能会失去一段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过去，一个人从大学毕业，通常会先做Junior Developer，然后逐步成长为 Senior Developer，再到Principal，这个过程给了你很长的学习空间，让你有时间积累经验、技能和行业认知。但现在，AI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路径。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如何通过与AI的交互来学习，完成自己的进阶，如何利用AI更快地了解行业知识，获取需要多年才能积累的阅历、经验和专业洞察。如果AI无法完全替代某些学习环节，你又该如何用其他方式补齐？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可能会出现能力空心化，尤其是在那些需要深度专业能力的岗位上。

相比之下，职场中有经验的人往往有很强的Muscle Memory（肌肉记忆），他们需要忘掉肌肉记忆，更新肌肉。这个过程非常痛苦，挑战就在这里：如何做到Unlearn to Learn（忘学以求学）。

这两类人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和能力培养路径，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所有人都必须学会拥抱AI，而不是被它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