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正确指出“四人帮”社会阶级本质的中央领导人是叶剑英。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
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498页)
我说叶剑英是“倡导破除封建主义迷信的第一人”,是指在最有资格纵论放言的开国元勋中,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是第一人。当然,有此先知先觉的有识之士在党内外已零星露头。可以说叶剑英是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观察、研究“四人帮”,并与之周旋最久的一个人。他的认识对我们了解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均有重大意义。这是观察中国问题的一个大前提。他认为: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同上,第501页)
“四人帮”及重要骨干的经历、地位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非常非常一般。他们完全是在一种特殊关系光环的烘托下,以最革命之名、行最反动之实的阴谋手段扶摇而上的。叶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
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同上,第501页)
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错误,就是把自己、把无产阶级专政概括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无疑为“四人帮”兜售其奸大大打开了可乘之门,江青接着就叫嚷:“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叶剑英对此十分激动地说:
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同上,第501页)
在叶剑英看来,“四人帮”既用“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帽子残害全国人民;又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绞索,扼杀科学文化。其实“四人帮”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根本不了解,他们是当代中国最落后、最野蛮、最反动、最无信义、最会享乐的封建势力和流氓无产者的代表。所以叶剑英在讲话中号召全党:
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同上,第501-502页)
当时,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虽已启动,但还未形成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不少党员、干部前怕狼后怕虎,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叶剑英对此深有感触地说:
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来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同上,第501页)
叶剑英反对封建主义绝不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而是有深厚理论根底和丰富阅历的。1980年6月他对耀邦同志说:
扫清封建思想非常重要,马克思早期著作就是反封建的,因为19世纪40年代德国还是个封建社会,还是农奴制,农民还是奴隶,我们不要把自己降为一个奴隶。……孟夫子都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个孔夫子不行,三天没有皇帝他就饭也吃不下了。
好在叶剑英并不孤立,从民主革命走过来的许多老同志也感同身受。1979年,李维汉十分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1979年底耀邦同志去北京医院看望李老,李维汉结合自己五十多年党内生活的经历,对耀邦同志细说了他对封建主义思想在党内遗毒的认识。
耀邦同志对李维汉的意见深表赞同。他考虑这一问题也非一日,他回答:“这件事我看只有小平同志来领导进行才行,”并建议他直接找邓小平谈谈反封建这个问题。
半年之后,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诚恳阐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观点。他的开场白是:
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石光树研究文集》,第158页)
李维汉是大革命时期中共的领导人之一。他十分清楚教条主义对我党的危害。交谈中,他又说:
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批判教条主义,从1930年算起有十五年,从遵义会议算起也有十年。但对封建主义在党内的遗毒毛主席没有完全认识。他认为:(我党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封建遗毒还没有来得及清算。……缺少了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算封建遗毒这一面。(同上,第162页)
小平同志的反应相当敏锐、及时,全力支持他的意见。邓小平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指出“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有缺点、不完全。指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可以不宣传。第二个行动就是在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在讲话的第四部分,重点论述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并要与“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联系起来。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这个讲话合理合法地成为我党的一项重要决议,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从而成为我党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叶剑英作为“破除封建主义的第一人”,他的眼光、胸怀和对党的负责精神就越来越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