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及效应
2005年，中国经济在高增长、低通胀中平稳走过，GDP增长9.8%，消费物价上涨1.8%。所有主要宏观经济数据表明，整个经济运行情况比年初人们普遍预期的要好。但是，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内外经济严重失衡；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分充裕，企业利润增幅下降过多，微观经济状况问题不小。这些都会对今年的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展望2006年，普遍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长会有所回落，但还会保持较快的增长。不过，分歧也很明显，主要是会不会出现通货紧缩2006年经济增长的动力靠什么，是稳投资、紧投资还是松投资？虽然担心通缩和主张紧投资的政策趋向不同，甚至相反，但其主要依据可能都是前两年投资快速增长造成的产能过剩。与此相适应，在政策操作上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和安排。
物价上涨明显趋缓，一是由于市场供求形势使然，在600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144种，占24%，其他76%供过于求；二是权重占30%的粮食价格大幅回落，这与减免农业税等政策的实施有一定关系，它对稳定农民预期起了一定作用，也使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稍有缩小。去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450元，实际增长11.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1个百分点，也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出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乡市场零售额分别增长14%和11%，增幅差距由去年同期的4.7个百分点缩小到3个百分点。不过，这也与前几年农民纯收入增长过慢和农村市场发育受阻有关。它表明，今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和农村市场的活跃程度与我们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
在2005年的经济增长中，外部需求和贸易增长成为主要的拉动力量。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经济普查后调整的GDP数据，2004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达到159878亿元，按此计算，2005年的GDP应当是175546亿元(未考虑价格变动因素)。在新增加的15668亿元GDP中，货物净出口(1018.8亿美元)比上年(319.8亿美元)增加699亿美元，合人民币5669亿元，即使扣除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其贡献度也超过了30%，剩下不到70%的份额是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贡献的。由于按支出法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要经过一系列调整才能得出，我们暂时还分不出投资和消费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以下仍然从贸易增长的贡献来考察2006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
根据世界各大机构的预测，2006年的世界经济基本上保持2005年的增长态势，有的预计稍低一些，这就是说，外部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人民币缓慢升值和贸易摩擦加剧，中国的出口增长会回落，进口增长会加快，有人估计前者会回落到15%，后者会加快到40%，这样，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是一个负值。从历史上来看，进出口增长波动是相当大的，就是2005年，进口的增长速度同比下降了一半还多，从36%下降到17.6%。据此，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从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态势和国际经济环境看，如果没有重大事件发生，2006年的进口不会大起，出口也不会大落，保持20-25%的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按此计算，净出口将达到892.5-1603.6亿美元。取中间值是124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29.2亿美元。如果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9.5%，那么，贸易的贡献度为10.99-11.61%。也就是说，今年经济增长的将近90%要依靠投资和消费的贡献来拉动。由此可见，要保持2006年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消费的增长要有所提升，投资的增长也不能放慢，但结构必须调整。这是形势使然。
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是否恰当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政府明确提出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问题在于具体操作。
从货币政策看，总体呈现出一种“宽货币”的态势。央行对今年货币政策调控的预期目标是，M2和M1分别增长16%和14%，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基本上保持了2005年的态势。不过，这并非央行的主动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是由于汇率浮动幅度过小，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不仅货币投放是被动的，央行实际上决定和控制不了M1和M2，而且对冲操作也是被动的，2005年正回购只有三次，而逆回购有数十次，现在更是到了央票的集中兑付期。二是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大，货币市场利率偏低，加剧了银行惜贷、慎贷，再加上股市低迷，资金流到货币市场，而未进入实体经济，随着银监会发布了委托理财暂行办法，使商业银行的委托理财业务合法化，一些储蓄账户向交易账户转化，使M1减少。存贷差扩大，M2和M1增速差距拉大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货币政策趋紧是不大可能的，不使其过分扩张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汇率，如果能够扩大汇率浮动的区间，或者今年使汇率升值3-5%，也许可使压力稍有缓解，使其他政策效应得到释放。
我们反复说过，政策是重要的，但作用是有限的，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是可质疑的。决策和执行部门要确立相信市场作用胜于相信政府权力的信念。就货币政策而论，通货膨胀主要是商品价格上涨，经济过热有可能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货币政策操作要关注资产价格，但紧缩货币能否抑制经济过热，现在还缺乏理论支持和经验依据。日本的教训是，紧缩货币刺破了泡沫，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衰退。对于CPI，特别是核心CPI，运用货币政策调节是有效的，而对于产能过剩，能否用货币政策解决，也需要观察和研究。对于市场的波动要有正确的认识，市场的调整是正常的，给市场调整以时间和空间是必要的。不相信市场，迷信政府干预，特别是一些救火式的粗暴干预，不仅成本极高，而且负作用太大。这是值得政策决策者认真思考和真正转变的大事情。
从财政政策看，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去年的税收已达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这就为财政政策的调整奠定了基础。这种调整既包括收入政策，也包括支出政策。收入政策调整的问题比较清楚，主要方向不是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较快增长，而是减税。减免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符合这个方向，但数量和作用有限，关键还是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改革。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问题，如果再不通过修改税法，校正市场扭曲，继续用财政去补贴外商，政府是没有办法向老百姓交待的。增值税转型也可选择适当时机在全国推行。
与收入政策相比，支出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加重要。应当明确，提升消费并不是只有增加收入，稳定投资也并不是只能增加政府投资，如果增加政府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廉租屋建设、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就可能稳定和提升居民预期，使消费进一步活跃。目前，政府在这方面开始做了一些安排，如，“十一五”时期计划五年新增农村教育经费2180亿元，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但这还不够。从国家财力来看，步子还可以更大一些。另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打破垄断，活跃民间投资，允许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原来的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部门。要知道，垄断既是造成某些部门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也是抑制民间投资的重要障碍，打破垄断，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既能抑制垄断部门的过度投资，又能促进结构调整。因为，如果不打破国有部门对重要服务业的垄断，不是出现千军万马往制造业里去挤，就是大家都去炒房地产，经济运行的过大波动就无法避免。不仅如此，解决好以上转移支付问题，不仅为减免农业税政策的真正落实奠定了基础，也为在省以下各级推行分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同时为建立规范的公共财政找到了可行的道路。
如果能够这样调整政策，消费也会逐渐提升，投资也会稳定，其结构也会改善，不仅今年的增长目标会实现，消费物价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也会排除，还会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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