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观点：规范管理 从而给予艺人更多包容与尊重

　　此前就上海街头艺人持证演出一事，街头艺人于兆岭认为，许可证是为街头艺人“正名”，令他感到被支持、尊重。

　　福田区公共文体中心主任陈晓中强调，“我们的初衷是通过发挥社会组织的职能，使政府管理的投入不会太大，但同时又加强政府服务，进而使对街头艺人的管理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肯定了自律这一管理的方式，并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政府管理，“行为是有边界的，城市空间密集，从城市管理的范畴来看，应该对街头艺人演出时间、地段进行规范。但持证上岗属于前置性管理，过于严格。街头艺人不同于摊贩，它是一个更为特殊的群体，应当进行行为过程管理，事前可以鼓励但不硬性规定进行备案。”

　　无论是从社会治安、还是政府职能角度，亦或是行政化管理，以上几位均认为政府给予艺术型街头艺人颁发许可证或执照皆可视为维护公共场所秩序、控制街头艺术表演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

　　反方观点：变相打压 画地为牢艺人从此不再自由

　　评论员戴先任认为，街头艺人，本来就是很自由散漫的职业，对街头艺人管理，切忌成为对街头艺人个性与人格的钳制，及对街头艺人变相的打压，如若对街头艺人形象进行统一规范，对一些并不被街头演艺联盟及街道办认可的街头艺人实施打压与驱赶，对于街头艺人及街头文化的发展来说，都并不是好事。

　　荆楚网媒体人赵志轩表示，“抽签上岗，两天才能轮到一次，在某一固定区域和某一固定时间段演出的机会。那么，试问，街头艺人如此被限定固定的演出地点、时间和频率。是否能招揽人气，并使自己的演出换得应有的回报与收入，也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假如如此限定街头艺人的演出行为与活动，而不能足以让街头艺人所得到的收入与回报，养活自己。那么，如此“画地为牢”的限定街头艺人的管理方式，无疑是变相驱赶和挤压街头艺人的自由生长和生存空间”，“这样“不对症下药”的限制和管理，也只能注定不但管理实效不强、事倍功半，反而还可能越管越糟、越管越乱。这或许是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和制度的决策者，所没能料想到的”。

　　前长江商报评论员、专栏作家于立生认为，“颁发上岗证书，为何不是路人用脚投票——亦即市场说了算，而得是上海市演协和上海市文广局市场处说了算呢？又关“公共利益”何事呢？爱捧场的捧场，丢两个小钱，不待见的对面相见不相识，眼皮都不抬一下径自飘过也就是了。要求“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究竟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因为相关部门懒政呢？在国家大力推行简政放权的背景下，要求“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合法性存疑”。

　　中国经济网小编有话说：街头艺人的管理毕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方面是，部分街头艺人挡道扰民，个体纷争频繁，街头卖艺的确应当加以规范，一方面又是到底要怎么管，如何把控这个监管的力度，既尊重了街头艺人，给他们正了名，又维护了他们的公共权益，合理营造市井的“生民之乐”。深沪关于街头艺人的管理办法，姑且不论其到底能不能街头艺人管理好，并使之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道文明风景线，小编觉得这都需要通过实践才能知晓。但至少它体现了城市管理者主动探索、主动作为的一种精神和态度。小编建议，对于两地限时、限地之规，是不是可以随着管理的逐渐成熟，将试水的宽度逐渐扩大，当前试行阶段蛋糕很大，能吃得到蛋糕的人明显相对较少。

　　其实，在讨论艺人抽签领证上岗的同时，大家也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授予艺人演出许可的单位：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与深圳街头演艺联盟，作为民间行业协会组织，是否真的有权接手街头艺人管理，并给予相关许可证明？

　　知名媒体评论人刘洪波认为，“上海发放街头演出许可的做法，是好的尝试。但在程序上还有问题。街头艺人持“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这个协会是演出经营单位自愿组成的跨部门、跨所有制的非营利性、行业性社会团体，并无节目审核权，更无行政审批权，发许可是否有依据？如果节目许可之外，还需获是占道许可，那么又增加一个问题，占道核准部门是否在行政管理中不当设立了前置条件？”。

　　社会评论员玫昆仑表示，“从行政许可上讲，让街头艺人持证上岗，是对街头艺人进行行政许可管理。这是一种越权行为。因为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必须是行政机关，街头演艺联盟只是一个民间行业协会组织，无权进行行政许可。虽说可授权实施行政许可，但必须以法律、法规方式进行，且被授权的组织必须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而现在没有一部法律法规授权街头演艺联盟可以进行行政许可，它本身也没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所以它不具备被授权许可的条件。对街头艺人进行行政许可，就会排挤一些艺人，是对大部分街头艺人表演权的剥夺。试想，对街头艺人进行行政许可，让他们变成了一种法定职业，不仅改变了街头艺人的性质，也是对街头艺术文化表演原生态的一种破坏与扼杀”。

　　“街头艺人审议基于让街头更友善，而非政府单位准许与否”，类似上海文广局委托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遴选发证的方式，台北艺术大学艺术资源暨推广教育中心主任曾介宏表示，他赞同政府以政策发展为主，审议发证、管理工作等可“松手”交由类似政府捐资成立的第三部门，採取过渡方式逐步移至专业单位。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人文学院的一位教授认为，街头艺人有利于城市的个性化，但由于城市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明确，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管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人口密度大的一线城市，可以进行组织化的管理，而在二、三线城市则应当更开放自由，由社区、公园和城市广场的治安管理人员根据艺人的具体活动来进行管理。

　　中国经济网小编有话说：跳出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与深圳街头演艺联盟的身份属性而言，单从政府开放民间权利，让更多行业机构来制定行业标准与规范，遴选上岗艺人，小编觉得无论是对民主化管理，还是行业自律的加强，都可谓是一大进步。对于第三方行业组织的管理，需要更多地站在公众角度与艺人的角度来思考，进而来不断适应、调整管理规范，我想这不仅是小编希望的，也是业内外的共识，毕竟营造一个好的公共艺术消费环境需要时间来养成，求全责备也好，理解包容也罢，艺术氛围的营造需要我们共同监督、共同努力。

　　相对国外的街头艺人而言，无论是艺术文化消费环境，还是他们自身的推广渠道，国内的街头艺人似乎更受限制，更被动。从整体数量来看，国内街头艺人一二线城市有更多业余爱好性艺人分布，职业性街头艺人则密度更高。随着后续相关街头艺人管理新措的实施，街头艺人也必将面临更多的挑战。那么，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断培养、挑选出更多的优秀街头艺人，并为他们提供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早在2008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剧作家罗怀臻就提议，管理部门应该把艺术性艺人和那些展示疾病、贫穷、残障等特征为主体的乞讨型街头艺人区分开来，将后者纳入城市救助系统，而对于艺术型街头艺人则应鼓励、引导、规范。

　　高校老师刘运喜表示，“抽签派位、定点定时，还是街头艺术吗？它一定能保证街头艺人们相安无事吗？对街头艺人的表演，谁来监督其内容，保证不传播低俗、恶俗东西？对街头艺人是否需要考核？如何考核？政府是否需要因此收取相关税费？鉴于街头艺术的自由性、流动性，与其束缚限制其表演时间地点，不如完全放开，统一交给市场，更利于其生态发展，自由繁荣”。

　　南方都市报知名时评作者锐园觉得，深圳允许街头艺人表演的地方还是不够多，书城广场的经验应该可以推广，在一些街角和小广场，适当地有一些拉琴的，画画的，表演小杂技的，现场制卖工艺品的，只要和环境大体协调，不会骚扰到行人交通，我想这个可以有。

　　街头艺人陆昕一坦言，从经济角度而言，时间投入长、体力消耗大的街头表演并不如商业演出合算，但“多接触路人和媒体，总会遇到‘伯乐’”。

　　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容广润表示，许可证虽拘束了“自由”，但也带来了保障。他认为，相对集中的表演地点能产生“集聚”效应，不仅有利于艺人间相互学习交流，还能引起公众的关注。

　　中国经济网小编有话说：小编发现，其实最近这几年国外达人秀以及其他综艺节目中都有很多街头艺人从街头走上荧幕。随着国内这两年综艺节目的火爆，不少街头艺人也开始亮相荧屏。小编觉得，街头艺人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网络、自媒体、电视节目这些渠道来更好地推广自己，并且随着众筹、在线演出等不断得成熟，或许借助这样的手段来推广效果更快、更好。同时对于真正有手艺或技艺的街头艺人，相关部门是否可以联系具体的行业机构，借助民间挖掘实现专业化对接，从而有效解决当前很多民艺人才匮乏的困境。岂不一箭双雕？

　　小编真心希望，未来我们的国家，任何一处城市空间凡是可以艺术表演的地方，都能有真正的街头艺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懂得欣赏他们的才能，并且可以不断支持他们来更好地塑造每一个城市的风景。街头艺人的管理当成为行业自觉，行为自律。一座智慧城市应当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渠道与机会去展示自己，这不仅是城市的义务，更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