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县杏岭村北山坡上探访名臣杨士奇之墓(图)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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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县杏岭村北山坡上探访名臣杨士奇之墓(图)

2008年08月31日 15:21 来源：大江网－江南都市报刘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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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过多事之秋

    在杨士奇墓右侧竖着一块两米高的墓碑，记录着他由一介寒士升迁至当朝宰相的一生。

    永乐二年(1404)，机遇再次光顾了杨士奇，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朱棣由于对《周易》情有独钟，所以对杨士奇格外尊崇。

    肖馆长认为，杨士奇步步高升与他做官灵活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他和大明另一才子解缙有所不同。

    从《明史》记载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朱棣却偏偏对其颇有微词，宠爱悍勇好斗的朱高煦，这样朱高煦和朱高燧公开表示不满。在这场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永乐九年朱棣北征回师，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

    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杨士奇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而不像解缙因为此事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极力辅佐帝王

    “后世对杨士奇评价较高之处在于，他极力辅佐帝王成为开明有为的君主，这一点十分难得。”肖馆长说。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杨士奇也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辅佐帝王。

    明仁宗朱高炽任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

    他为减轻百姓负担敢于直言，不怕忤逆帝意而招致报复。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向各地“征枣八十万斤”，圣旨已下，但杨士奇据理力争还要皇帝更改，明仁宗同意减少一半。明仁宗的儿子明宣宗是个听得进忠告的英主，很喜欢杨士奇不怕忤逆、敢于直言的性格，曾微服夜行，到杨士奇住宅听他治理国家的意见，和他商议救灾之策，于是就下圣旨，减免租税，减少官田数额，审理滞留的冤案，淘汰皇家工程的徭役，全国百姓一片欢腾。宣德朝是明朝最好的时期，史书称为“仁宣之治”，政治清明而宽容，没有清“康乾盛世”的文字狱与人人自危的恐怖，这与杨士奇的同心辅佐有密切关系。

    举贤50余人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

    他向朱瞻基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前后经杨士奇举荐当官的有50余人，个个政绩显著，官声极佳，确有识人之明。

    泰和县博物馆肖馆长认为，这般慧眼识人在历史上也不多见，杨士奇举荐人才比较有名的几个例子就包括：周忱，经他推荐任江南巡抚，总督江南税粮，后连任三届江苏巡抚，是明代著名的理财名臣；陈遁(1385-1462)也是江西泰和人，天资聪明，17岁时在县学就读被赏识，杨士奇认定他以后大有作为，1415年，陈遁参加礼部会试，考中了状元，在翰林院任编修得到杨士奇的指点，练就旁征博引的好本领。明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陈遁果然成为内阁首辅。在“土木堡之变”后，陈遁担当重任，出谋划策，调和将相，支持于谦抗战，使国家转危为安。

    另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于谦，他也是杨士奇极为赏识并加以重用的青年才俊。于谦不是江西人，而是浙江杭州人，26岁时在明宣德帝征讨汉王朱高煦叛乱中露出头角，杨士奇就举荐他出任河南、山西巡抚，时间长达19年，后来成为国家栋梁，杰出的民族英雄；况钟是江西靖安人，没有举人、进士功名，只是一个县衙小吏，在杨士奇的推荐下出任苏州知府，成为有名的清官与能臣；顾佐在杨士奇的举荐下任都察院都御史，不负重托，对各级官员进行严格考核，经宣宗批准，罢免了御史中32名行为不端和不堪胜任职务的人，推举了40几位清正廉洁而有作为的人担任御史，使得朝纲肃然，是有名的“铁面御史”。

    晚年被迫辞官

    杨士奇一生当中最失败的事情，出现在他的晚年。肖馆长说。

    杨士奇在北京任内阁首辅十余年，提拔官员数以百计，没有提拔自己的儿子杨稷，也没有给他在京城谋个肥差。杨士奇深知，他儿子不是读书的才，也不是当官的料，就让他在家乡江西当农民，还开了几家榨油坊，生活小康有余。然而，杨稷在当地受官员的追捧和奉承，慢慢变得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犯下了几宗人命案。有人就将杨稷在乡里横行不法的实情告诉杨士奇。杨士奇听后大吃一惊，不相信儿子会犯下如此大罪，杨士奇以扫墓之名回乡试探，杨稷知道父亲回乡，作了精心布置，结果杨士奇每到一个驿站，杨稷在百里之外就迎接，衣着朴素，很明事理，杨士奇看到的都是杨稷贤明的事，听到的都是友爱乡亲的话。到了杨稷家里，见是一片萧条，没有奢华陈设。父子相见，杨稷说他遵纪守法，地方官吏横行不法，他去阻挠反而遭到诬陷。有人忌恨父亲功名太盛，权势太大，就借故诽谤杨稷。

    杨士奇从此后就不信其子会有恶行，再也听不到有关他儿子的真实情况了。此后，受害者接连上奏，而朝中对手王振又把攻击矛头直指杨士奇，上奏皇帝，要求绳之以法，朝廷确认他儿子在乡里打死多人，就将杨稷逮捕到京，关入大牢。杨士奇深感责任重大，请求皇帝准许自己辞职，这时杨士奇已经77岁，身患重病，如同风烛残年，知道儿子作恶多端的真相后，忧心如焚，积郁成疾。翌年，撒手人寰。

    后世对此事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杨士奇对儿子从溺爱转为纵容，成为一个糊涂父亲，成为罪恶的保护伞。但泰和县博物馆肖馆长认为，从杨士奇的家教记载来看，对待后辈要求极严，最大可能是杨士奇在朝为官其子却在老家，路途遥远难以管教，难免被儿子蒙蔽，也使得这件事情成为他一生中最失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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