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这样一个“定性”是偷换了概念的产物。就好比说，你参加中文考试，一道填空题问“生当作人杰”是谁的诗句？你不知道是女词人李清照的，脑子里只知道有个李白、杜甫。然后听从老师“考试尽可能不空白”的告诫，蒙上了“李白”。你错了，然后就有人随之得出结论：你竟然连男女都分不清！冤枉乎？

    排除掉不认识国旗的真实之后，再看有人为其套上的“愚昧无知”的帽子。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感慨乡下人的“愚”：农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不平，说这不能说明乡下人“愚”。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就像城里人跑到乡下看到苞谷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一切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关乎一个人的人格。但有趣的是，很多媒体在报道中，把石占明从山西左权提溜到“陕西”，可能在他们的辞典里，包着羊肚毛巾的肯定是“陕北人”，却不知道以堂堂的抗战将领左权命名的左权县是山西的。石占明说不出澳大利亚国旗是“愚昧”的话，不知道“山陕不分”的先生们算不算愚昧？

    有好事的记者在第一时间跑到石的家中，采访他的儿子，告诉读者石的儿子是认识国旗的。言外之意，老石，儿子都知道老子不知道，够丢人的吧，干脆买二斤棉花包上脑袋撞豆腐算了。做这样新闻的人实在让人怀疑其居心？

    退一万步讲，即便“不识国旗”的命题成立，一位山区里的农民不认识中国国旗，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情？如果做个详细调查，亿万公民中，尤其是在家用电器只有手电筒的家庭中，真不知道国旗的肯定有，不会唱国歌的也不会是个小数字。当我们真的面对这样一个人大呼小叫的时候，是不是表明了我们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一直以来，我们活在一个由媒体制造的越来越以“城市化”为标准的生活中，一大批最基层尤其是山区人民的生活，被人为地“边缘化”，他们只活在想像当中——我们认为他们“应当”知道这个，“应当”会用那个，却并不知道他们真正是什么样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即便一个不认识国旗的农民，我们要反思的只能是社会的悲哀，决非个人的“人格”责任。我们的国民社会教育因何而缺席？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是否也高估了我们的发展水平与社会起点？

    如今，大奖赛继续进行，社会继续喧嚣，不知道老实巴交的石占明作了怎样的努力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只知道由于我们难以告人的娱乐需求，他现在不得不回到家里“反思”。不知道石占明如何反思，反思什么？他是否背负了不该背负的责任？有人说，宽恕石占明吧，那么，是否有人需要石占明的宽恕？社会躁动喧嚣比起“不辨澳大利亚国旗”，究竟哪一个更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