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与谈人
陈 均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袁 哲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张晓磊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
记者 陈之殷
编者按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融入，正推动文化建设迎来从内容生产到传播体验的全方位革新。人工智能辅助让文艺创作迸发新灵感，数字修复让濒危文化遗产重焕生机，智能传播平台让优质文化内容更及时触达广泛受众。本期圆桌对话邀请专家从理论与实践双重视角，探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创新路径。
人工智能为文化建设带来新思路
光明智库：文化建设是包括价值观念、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治理等涵盖精神、物质、制度等多维度的系统工程。在“人工智能+”行动背景下，人工智能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哪些新的发展思路，带来了哪些变化？
陈均：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全新的可寄予厚望的革命性技术，正在使人类的生活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工智能革命或许可以和工业革命比肩。在“人工智能+”行动背景下，文化建设不仅将焕发新的活力，还能产生新的文化形态。比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进行深度挖掘，形成可动态更新、交互查询的文化资源库，并借助个性化推荐算法，实现文化内容的精准推送；通过智能调度、语音交互、内容生成等技术，帮助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不同群体提供更便捷、个性化的文化服务，缩小城乡、区域间的文化服务差距。这些变化都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袁哲：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建设，突出体现在其提供了新的理念、工具与路径。人工智能不仅是文化产业的技术支撑，更是推动文化事业创新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力量。首先，人工智能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认知基础”。它强大的感知、理解与生成能力，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文化认知方式。人工智能可以系统梳理中华文明的典籍、图像与非遗资源，构建“文化知识图谱”，实现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管理与精准传播，为文化传承、学术研究与公众教育提供前所未有的认知支撑。其次，人工智能为文化产业注入了新的“创作范式”。生成式人工智能使文化创作从“人创”迈向“人机共创”。无论是辅助编剧、作曲、绘画，还是虚拟人表演、数字艺术创作，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与审美表达。再次，人工智能助力文化治理与文化生态优化。人工智能技术为文化政策执行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智能化支持。例如可用于文化资源配置分析、公共文化需求预测、舆情引导与价值传播监测，实现文化治理的科学化与精细化。最后，人工智能推动国际文化传播。通过多语种生成与智能推荐，让文化内容“精准触达”。算法可以根据不同文化背景与兴趣偏好，自动调整表达方式和协助推荐匹配，使中国故事更符合全球受众的理解逻辑。
张晓磊：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和规模化应用，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推动文化建设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这一历史性跃升，也为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在文化创作方面，要着力构建人机协同的普惠创作生态。通过开发和应用智能化创作平台和工具，降低文化创作的门槛，推动文化创作主体向公众拓展。这不仅是对文化生产方式的升级，更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实践，让文化创作活力在全社会充分涌流。
在文化产业方面，需前瞻布局虚实结合的文化体验场景。推动AI与VR、AR、MR等新技术的深度融合，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文化体验新场域，突破文化产业的物理空间限制。以先进技术驱动文化生产变革，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在文化治理方面，要坚定推进数据驱动的治理模式转型。借助人工智能对互联网用户语言、表情、图片、视频等信息内容进行有效收集与分析，从观点、情绪、态度、价值倾向等多个层面，对群众需求、社会心态等进行更为及时准确的评估分析。这一转型能够为文化政策制定、文化资源配置等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是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创新
光明智库：在您的研究或观察中，有哪些“人工智能+文化建设”的成功案例？从这些案例来看，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建设，需要从哪些方面促进创新、实现突破？
张晓磊：我认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应当成为“人工智能+文化建设”的优先突破口。在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期间，我选取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作为剖析“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实证案例。这一案例研究，让我得以系统观察“人工智能+文化建设”的前沿实践。三星堆博物馆以文化数智化为突破口，围绕生产力三要素推动系统性变革：着力培养既懂文物保护又掌握数字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推动文物修复师向“文物数智化工程师”转型，为文化建设强化主体支撑；运用3D扫描、数字建模和单目动作捕捉等技术，实现文物修复的精准化和展示的沉浸化，使青铜神树等珍贵文物实现“数字重生”，为文化建设注入强大动能；通过人工智能算法、3D打印等技术拓展文物表现形式，开发数字文创产品，推动文物资源从陈列品向文化创意素材转化，为文化建设提供重要载体。这一系列的创新实践，生动诠释了人工智能对文化生产力的促进机制。通过数智技术赋能，文化遗产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数字形态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让文化遗产得以可视化、情景化呈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的数智化突破，以及由此产生的数字资源、形成的治理范式，将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智能化转型提供基础性要素和示范性路径。
袁哲：我长期关注“人工智能+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确实看到了一些生动而有温度的成功案例。从这些案例来看，要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文化建设，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更要在技术、机制等方面实现系统性创新与突破，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新型生产力”。在技术上，需要让人工智能更懂文化。文化建设不同于一般工业应用，它需要精准、细致、可追溯的数字化表达。例如在文物修复中，人工智能要能识别石材、木构、彩绘等不同材料的病害特征；在文创开发中，要能理解传统图案、书法、造型的文化内涵。通过图像、文本和三维信息的多模态数据融合，结合知识图谱建设，人工智能既能像文物保护专家一样判断病害，又能像艺术家一样理解美感。在机制上，需要让科技创新与文化治理相融合。文化建设领域往往涉及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需要建立跨部门、跨学科的“创新共同体”，推动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成果转化。
面向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不只是让传统文化被数字化保存或复原，更要让其焕发当代价值、融入现代生活。要推动人工智能贯穿“保护—展示—传播—创新”全链条赋能文化建设，让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创开发、数字旅游、公共教育、国际传播等领域深度融合，让科技成为激发文化创造力的新引擎，让文化成为科技创新的灵魂支撑。要培养既懂算法又懂文化，还懂审美的复合型人才，制定文化数字化的技术标准，让人工智能应用更规范、更可持续，共同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持久动能与精神引领。
陈均：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戏剧戏曲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案例，譬如梅兰芳、周信芳数字人的尝试：通过对梅兰芳、周信芳先生的数据采集与学习，已经成功再现了一些片段。还有些网站开发了演唱昆曲的机器人等。从目前发展状态来看，基本还处于“尝新”阶段，对于戏曲领域的创作与发展，起到了辅助作用。我想，人工智能真正赋能文化建设，需要从以下方面实现创新突破：一是在技术上实现深度融合，戏曲是集“唱、念、做、打”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未来技术需要突破单一的视觉或听觉处理，发展能同时理解、生成和评价身段、唱腔、表情、剧本、舞美的深度融合模型。二是在机制上实现人机共生、人机协同。通过学校教育，培养艺术与技术交叉人才，在具体项目中，建立艺术家+AI工程师的协同模式，组成跨学科团队。三是打造开放共享的数字平台，由政府、龙头企业或科研机构牵头，构建开源开放的“数字资源平台”和“AI工具平台”，鼓励中小院团的技术团队进行创新实践。
健全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建设的规范体系
光明智库：人工智能在为文化建设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需要解决文化内涵浅表化、原创性争议、数据安全等问题。在推动“人工智能+文化建设”的同时，应建立怎样的规范体系？
袁哲：中国文化历来讲究“道”与“术”的统一。人工智能的本质仍然是“术”，而文化的“道”则代表着价值与方向。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应因技术的应用而偏移，这既是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建设的前提，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我们要坚持“以文化人”，始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人工智能若缺乏价值指引，算法可能以“客观”“效率”“优化”之名，行歧视与偏见之举，甚至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牺牲公平与包容，忽视人的尊严与自主选择。最终，技术理性可能凌驾于人文关怀之上。
因此，在推进“人工智能+文化建设”的同时，有必要同步构建相应的规范体系：将价值考量嵌入人工智能的技术设计与内容生产，在算法训练中融入健康向上的文化元素，使生成内容与主流价值取向保持一致，积极弘扬正能量；健全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建设的伦理规范与管控机制。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规范算法推荐、深度合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政策法规，明确要求内容遵守法律与道德底线。企业在业务落地与风险防控环节，应建立专业审核团队，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化内容实施人工把关，确保相关应用安全、可靠、可控。在社会和教育层面上，提高文化从业者和科技开发者的伦理意识和人文素养，使其在应用技术时自觉坚守文化立场。最后，需要提升公众的数字媒介素养，增强知识产权与数据安全意识，守住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与底线。
张晓磊：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的落地，将给文化建设领域带来国际国内、线上线下的全方位、系统性影响，可能对文化建设领域的价值、法律、伦理等方面造成挑战。但只要应对得当，新技术也将在主流价值宣传、社会共识凝聚、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形成优势。要在价值引领、数据治理、法律保障、能力建设等维度系统推进，为“人工智能+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确保技术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在价值引领方面，要将主流意识形态深度融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设计、训练、应用全生命周期，建立文化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审查机制，确保生成内容始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数据治理方面，需要对文化数字资源、文化行为数据等建立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完善文化数据安全标准和使用规范，筑牢安全屏障。在法律保障方面，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立法对人工智能技术加大监管力度，促使在文化建设领域掌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机构和个人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明确AIGC内容的著作权归属、责任主体和监管机制。在能力提升方面，要着力提升文化工作者的数智素养，推动主流文化机构掌握核心技术，支持文化单位与科技企业共建研发平台，推进我国文化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应用。
陈均：人工智能的兴起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它带来巨大的社会发展势能的同时，也将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对于文化内涵浅表化、原创性争议、数据安全等问题，我们可以构建包含价值引领、伦理规范、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协同共治等维度的综合治理框架来应对，并逐步予以完善。譬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践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通过技术来克制与完善技术，这些方式都将会对改善这一局面有所帮助。但是，人工智能之所以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就在于它将会突破现有社会想象，突破既定的思维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建立底线思维，动态地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与之进行互动，因地因时制宜来构建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规范体系。
形成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建设的协同合力
光明智库：面向“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发展目标，“人工智能+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路径应如何规划？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文化单位等不同主体，应如何形成协同合力，让人工智能更可持续地为文化建设赋能？
张晓磊：“人工智能+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思路，必须深度融入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布局，与“人工智能+”行动部署紧密衔接，形成梯次推进、循序渐进的实施路径。在起步阶段，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建设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挖掘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结合点，通过技术赋能，推动公共文化事业数智化转型、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在中期阶段，重点推进文化领域智能技术的研发攻关。将文化领域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纳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提升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融入文化建设各环节，培育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型文化业态。在后期阶段，要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创造的全面跃升。要根据前期建设经验和融合发展需要，构建技术、人才、机制、环境、理念等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形成技术进步与文化发展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使人工智能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的核心驱动力。
“人工智能+文化建设”是一项涉及多要素、多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单兵突进、各自为政的模式无法适应其长远发展的需要，要构建党委定向、政府搭台、市场创新、文化单位实践、群众参与的协同共治格局。党委重在定向，在发展过程中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工作，确保人工智能和文化建设的融合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政府重在搭台，各级政府是制度供给者和政策实施者，要通过完善政策、制定标准、配置资源，为融合发展提供优良的制度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市场重在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结合文化发展的需求，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和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应用；文化单位重在实践，积极运用智能技术提升服务效能、创新内容生产，并为技术创新提供落地场景和训练数据；群众重在共建，通过需求反馈、体验互动和创作实践，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民文化权益，共享智能文化建设成果。
袁哲：面向“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发展目标，“人工智能+文化建设”的长远路径应遵循“基础建设—融合创新—价值引领”三阶段逻辑，形成从技术支撑到产业协同、再到价值塑造的系统布局。一是通过基础建设夯实“文化智能”的底座。加快布局文化领域的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大数据中心、文化知识图谱与智能算力平台，形成跨地区、跨行业的文化数据共享机制。通过对博物馆、非遗、出版、影视等资源进行标准化采集与结构化整理，构建文化语料库与多模态知识图谱，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提供高质量数据底座。同时，应在高性能算力、中文大模型、文化语义理解等方面实现突破，支持文化类人工智能的算法优化与内容生成。二是通过融合创新打造“人工智能+文化产业”的新生态。一方面要推动文化内容与技术的深度结合。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人、数字孪生等技术，为文化创作提供全新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链的系统性创新与赋能。在上游，人工智能可助力内容策划、受众分析和版权管理；在中游，提升数字出版、影视制作、文博展陈等环节的智能化水平；在下游，则通过智能推荐、沉浸式体验和虚拟消费场景，拓展文化消费新空间。三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构建“数字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体系。这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延伸，更是文化自信与价值引领的体现。借助多语种生成、跨文化语义理解和智能分发等技术，中国文化的表达将更加开放包容、传播更加多元高效，真正实现“让世界读懂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让人工智能更可持续地为文化建设赋能，关键在于形成“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文化单位”多元主体的协同合力，构建开放、共建、共享的创新生态。政府部门应发挥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作用。统筹文化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布局，将“人工智能+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与文化强国战略安排；同时完善数据治理、算法伦理和知识产权等制度体系，建立标准规范与监管机制，营造安全、健康、有序的创新环境。企业应该成为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应鼓励文化与科技企业共建开放创新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在内容生产、传播分发、用户交互等环节的落地实践。同时，强化社会责任，在算法设计与内容生成中自觉融入正确价值导向。科研机构与高校是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关键支撑。应加快布局文化领域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与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计算机科学、艺术学、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融合研究，形成具有文化语义理解能力的中国自主大模型。文化单位是文化资源与精神内涵的守护者。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非遗传承中心等文化单位，应开放数据资源，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开发数字化保护、虚拟展陈与智能导览应用，让文化遗产在数字空间中“火起来、传下去”。最终，通过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创新、科研支撑、文化主体参与的协同机制，实现技术进步与文化繁荣的可持续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