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至魏晋的千年时光里，中国人的思想智慧、典章制度，大多依托竹木制的简牍留存。由于要靠人工手抄流传，抄写者增删字句、调整篇章次序，甚至稍加润色，就会在有意无意间造成了文本的差异。更有甚者，即便同一部典籍，也会因地域、师承的不同，衍生出诸多版本。《汉书·艺文志》中“《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的记载，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因此，较为原始的版本，就有了独特的研究价值。
20世纪以来，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一大批出土文献，既可与传世经典相互印证，填补史料空白；亦可实证历史，纠正后世流传中的讹误。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竹简，就为《论语》《诗经》的早期流传与版本演变研究提供了新线索、新佐证。
《齐论语》比传世本多两篇
《论语》成书于战国乱世，彼时群雄逐鹿，礼崩乐坏。秦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又让这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遭遇重创。至秦末战乱，天下纷争，《论语》的抄本与诸多先秦典籍一样散佚民间，幸而并未彻底断绝。各地儒生以手抄、口传的方式，将思想火种延续了下来。
《论语》的地位，很早就得到西汉朝廷重视。汉文帝立传记博士，其中就包括《论语》博士。汉武帝不再设传记博士，但《论语》《孝经》是学习“五经”的前提，这是当时社会的共识。西汉的扬雄就曾说过，“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
今本《论语》，全书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的四百四十四章，记录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的四十八章。而汉代的《论语》主要有三个版本：《古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三者的差异，既体现在篇章数量上，也与流传地域密切相关。
《古论语》共二十一篇，据记载是西汉鲁恭王刘余在修缮曲阜孔子旧宅时，于墙壁中发现的古文版本。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将今本第二十篇《尧曰》的最后一章“子张”部分单独析出，另成一篇，有的抄本将其题为“子张”，有的则题为“从政”。《鲁论语》共二十篇，因主要在鲁地流传而得名；《齐论语》则多了《问王》《知道》两篇，总计二十二篇，是齐地儒生传承的版本。
西汉安昌侯张禹曾融合《鲁论语》与《齐论语》，整理出《张侯论》。作为汉成帝的老师，张禹在当时的儒生群体中地位尊崇，其整理的版本也被广泛使用，沿用至今，这使得其他版本的《论语》日渐式微。此外，史书还提及《河间论》《燕论语》等版本，但早已亡佚。
考古发现的《论语》简牍，往往能刷新学界的认知。1973年，河北定州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了竹简《论语》六百二十枚，是迄今已知最早的《论语》抄本，但保存下来的内容不到今本的二分之一，里面有“鲁论”的字样，一般认为它属于今文《鲁论》的系统。可惜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很多竹简都遭到了损坏。
研究显示，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是《齐论语》。因保存状况所限，可释读的内容约为今本的三分之一，其中《公冶长》《雍也》《先进》《子路》《宪问》等篇目留存的文字较多。从形制来看，每枚竹简约写二十四字，以三道编绳连接；保存完整的篇首简背面，靠近上端的位置会刮去一段竹青，再题写篇名。由此推测，这部《论语》大概率是每篇独立成卷的。
文本抄写方面，海昏侯墓《论语》简以分章另起一简的方式书写，文字严整，书风整体庄重典丽，不同篇章间略有差异，推测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但全书用字习惯高度统一，可见曾有人对用字进行过规整，而规整后的文本与今本仍有较大差别。最关键的是，简文中保存了《智（知）道篇》的内容，以及一些不见于今本的文字。这些内容失传于汉末魏晋，距今已有1800多年。
《齐论语》的传人有王吉、贡禹、庸生等，其中昌邑中尉王吉与海昏侯刘贺的关联最为紧密。刘贺居昌邑王位时，王吉正是他的昌邑中尉；这位因“贤良”被任命的官员，曾数次劝谏刘贺，且亲历了刘贺进京嗣位、被废黜的全过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认为，作为《齐论语》最重要的传人，王吉有充足的时间与条件将这部典籍传授给刘贺。
《诗经》“全本”之说值得商榷
汉代，《诗经》传承主要有四家：《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
秦代“挟书律”废除后，汉初民间藏书逐渐复出。刘邦之孙刘辟疆封于鲁地，其封国内的申培传承《鲁诗》；齐地辕固生传《齐诗》；燕赵间韩婴传《韩诗》。这三家均为今文经学，获官方认可，立于学官、设置博士，成为《诗经》学术的正统。
《鲁诗》以训诂与礼教为核心，注重字词本义的解释，保留了诸多先秦古义。严谨求实的学风，让《鲁诗》成为“三家诗”中最保守、也最接近《诗经》原貌的版本。相较而言，《齐诗》侧重对诗义的引申发挥，尤其喜欢结合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理论阐释，《齐诗》学者如翼奉、匡衡等，常借《诗经》论证政治得失、预测灾异，让《诗经》学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韩诗》则介于二者之间，既重训诂，也讲义理，还留存了大量叙事性解释，更具文学性。
与“三家诗”不同，古文《毛诗》起初仅在民间流传，其兴起与刘歆提倡古文经学密切相关。所谓今文经，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写本，多由儒生口述传承；而古文经为秦代以前的篆书典籍，多出自孔壁旧藏或民间献书。为获取官方博士官学地位，两派学者一度兴起“今古文之争”。王莽改制时，《毛诗》曾短暂立于学官，东汉后又被废除。但因其注释体系完整，加之东汉郑玄作《笺》，《毛诗》逐渐成为主流传承至今，“三家诗”则早已失传。
海昏侯墓出土竹简中，《诗经》简约1200枚，是数量最多、保存相对完整的一部分。这批竹简原本存放于四个漆笥中，出土时漆笥已腐朽，但竹简基本保持着原有次序；简文以汉隶书写，墨迹清晰，每枚竹简长约23厘米、宽0.8厘米，有3道编绳痕迹，每简约容字20至25个。简文分为篇目与诗文两部分，篇目简采用分栏书写的形式，多为4栏，每栏约20字。
简文中“诗三百五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的记载证明，至迟在西汉中期，《诗经》已形成“三百五篇”的规模；而“千七十六章”（1076章）的记载，与今本1142章相差66章，这一差异，为研究《诗经》分章体系的演变，提供了线索。
海昏侯本《诗经》的文本形态，兼具西汉早期特征与独特性，与传世本既有重合，也有显著差异。
在篇数与分类上，海昏侯本与传世本高度契合。简文明确记载“颂卌扁（篇）”“大雅卅一扁（篇）”“国百六十扁（篇）”，据此推算《小雅》应为74篇，总数恰好305篇，与今本《毛诗》完全一致。这表明，至迟在西汉中期，《诗经》的基本框架已趋于稳定，并未因手抄流传而出现大规模的篇目增减。
但在章节划分上，海昏侯本呈现出更早的形态。今本《毛诗》共1142章，而海昏侯本仅1076章，66章的差距，根源在于分章标准的不同。今本多以四句为一章，海昏侯本则可能以二句或三句为一章。这种差异不仅是文本形式的区别，更可能影响对诗意的理解与阐释。
文字内容上，海昏侯本与今本也存在少量区别。如竹简《周南·葛覃》中的“维叶崔崔”，今本作“维叶萋萋”。“崔”与“萋”音近通假，这类差异或因古今字、通假字所致，或为传抄错误，却为考证《诗经》原貌、纠正传世本讹误提供了依据。
北京大学教授朱凤瀚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海昏侯《诗经》可能属于《鲁诗》系统。“这主要基于墓主刘贺的老师王式是《鲁诗》大家的史实，而且海昏侯《诗经》与属于鲁诗系统的汉《熹平石经》残石诗经之间存在重要关联与吻合处。”
近代以来，考古出土了多种先秦、汉代《诗经》简牍。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包含《诗经》六十五篇，可能不属于齐、鲁、韩、毛任何一家；2015年安徽大学入藏的战国“安大楚简”，有《诗经》五十七篇，作为战国文献，自然也与汉代四家诗无关。但这两组简牍的存篇仅有五分之一，完整性不足。
最近，海昏侯竹简有全本《诗经》的说法一度冲上热搜。朱凤瀚表示，海昏侯墓出土的《诗经》只能说目录比较全，但是出土的汉简中比较完整的不到十分之一，而内容部分也损害极多，考古与修复人员目前仍在修复清洗，要等到完成全部脱水、修复和封护工作后，才会有最终的研究结论。由此可见，即便随葬时是全本，并不意味着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全本。
不必盲目崇拜出土文献
中国最早的古籍是书写在简册上的。按照《尚书》中周公的说法，“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就有简册，记载了商汤灭夏的历史。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册”字和“典”字，“册”象竹木简编连成册之形，“典”则表两手持握简册之意。相比于占卜的甲骨，简册可以记录的文字篇幅更长，能表达的意思丰富得多。可惜简册由竹木制成，不易保存，而且在商、西周时期数量不多，迄今还没有发现实物。
战国秦汉时期，简牍帛书仍是书写的主要载体。近百年来，全国出土了大批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其中有数十万枚文书简，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书。简帛古书在两晋之际逐渐被更加轻便的纸本写卷所取代，卷子抄本在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又经五代、宋人校刊，以纸刻本的形式逐渐定型。
文献流传的时间越久，越容易出现失真。如今所见的古代文献，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记事偏差，甚至被随意增窜改作的情况，比比皆是。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得以保留更原始的面貌。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在20世纪初，利用当时新发现的甲骨卜辞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论文，证明了《史记》所述殷商史基本正确，并由此推断出“夏后氏世系之确实”。这一论断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
《汉书·艺文志》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分属孙武、孙膑，但因《孙膑兵法》失传，学界曾争议孙子是一人还是两人、《孙子兵法》是一书还是两书。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残简，这一争议才迎刃而解。
《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等书的真伪问题，也曾长期困扰学界。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长沙马王堆墓出土《鹖冠子》残简，不仅深化了学界认知，也矫正了部分研究思路的偏差。
目前，学者主要利用出土文献校读传世古书中的疑难字词，并结合出土文献以探究古书的体例、真伪、流传等问题。比如，被列入高中语文教材的《触龙说赵太后》中有一句话，今本《战国策》写的是“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而《史记》写的是“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后世研究者旁征博引，多认为“触龙”是正确的，但没有直接证据。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帛书有《战国纵横家书》，相应的文句写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大（太）后盛气而胥之”，成了铁证。
但这并不意味着出土文献一定优于传世文献，二者的价值需要具体分析，理性看待。由于出土文献的零散性和释读的不确定性，很难将其作为系统性资源来利用。此外，古文字的释读和理解往往众说纷纭，甚至专业人士都难以达成共识，更不用说让其他学科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同时，传世文献的价值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赵生群指出，传世文献历经千年流传，并非简单的“以讹传讹”：汉以前的文献，大多经过前代学者的校勘整理，他们广校众本、核定篇名、梳理篇次、考证真伪、校正异文、补充脱漏、删除重复、保留歧异，涉及校雠、辨伪、辑佚等多个维度。“可以想见，这些经过认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会是一无可取的。另外，出土文献本身也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本质上应该是互补互证，不能绝对地划分高下优劣。”
“我们要认识到，古代文献在流传形成的过程中难以保持其原貌，这是‘自然的’，并非我们‘上当’、‘受骗’了。”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曾举例说，在魏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对于掌握《古文尚书》有其史料价值；而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考古发现的《死海古卷》，对于研究《圣经》的流传形成有巨大的史料价值。
因此，只有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读懂那些穿越千年的经典，赓续中华文脉。
当今的出土文献研究，已经发展成为需要各方面专家通力合作的跨学科领域，需要古文字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紧密结合，文理交叉，文物整理保护与研究并重，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并举。解读出土文献，追寻文明的印迹，终将服务于文明的传承、发展与再造。
文保人员在进行竹简保护工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