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20世纪90年代,分别从江、浙两省通向上海的高速公路沪宁线和沪杭线几乎同时规划开工。江苏首先修通了从苏州到上海的一段,而浙江则相反,它首先修通的是杭州到嘉兴段,从嘉兴到上海,则是很久以后才通车。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苏南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浙北地区的相对落后。
而到现在,“主动接轨上海”已经成为江浙两省各级干部的共识,并且这种共识已经贯彻到实际的行动当中。
上海是当之无愧的龙头。
和前些年不同,江浙两地的干部现在并不忌讳在记者面前大讲“接轨上海”;相反,他们甚至显得有点着急,“上海经济应该快点爬梯子,腾出更多的空间让我们爬上去。”苏州市一位政府官员的话很有代表性。
“爬梯子”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按照他们理想的安排,上海应该着力发展服务业,尽早腾出制造业的空间,形成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梯度发展格局。
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周边城市在要不要接轨上海的问题上还曾经有过犹豫与反复。现在这一切早已不是问题————主动接轨上海和拒绝上海辐射,苏州和嘉兴已经给出了不同的现实答案。
即使作为江苏和浙江两个经济强省的省会城市,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仅次于上海的副中心,南京和杭州也毫不犹豫地表达出相同的愿望。
南京表示,要把“处理好与上海的关系”和主动“接受上海辐射”,看作是南京有机融入长三角的重要举措。
而杭州的领导则说,以前对接轨上海有些顾虑,害怕“大树底下不长草”,现在提出要积极接轨上海,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
这一变化的背后,当然是上海核心地位确立后发挥的极其强大的辐射和集聚作用。
“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而是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认为,只有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才能提供国际产业集聚的力量,而这正是长三角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有了崛起的上海,跨国公司就来了,它们把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放在上海,生产线布局在周边城市,所以就有了昆山这样的发展模式。”
沪士电子的李明贵从侧面印证了华民的推断。1991年底,沪士电子、捷安特、统一等企业的老总来到上海寻找投资的机会,“几乎都住在上海的扬子江饭店,每天回去之后都会交流白天考察的成果。”最终这些企业都把生产线放到了昆山,而吸引他们前来的是浦东开放开发带来的巨大机遇。
改革开放激活的是长三角的两翼————浙江和江苏,直到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放开发,激活了上海,整个长三角才迅速崛起。而在这之前,长三角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远远不如珠三角。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综合组成员、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教授曾经计算过,1978年到1991年,浙江和江苏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但由于上海在这一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至这一时期长三角总体的年均增长率仅为8.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的年均13.9%要低5.5个百分点。
“浦东开放开发使得上海再度崛起,改变了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江苏和浙江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上海。”陈建军说。从1992年以来,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一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在这一时期,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一个最强有力的引擎。
华民甚至两年前就提出了“长江边的中国”这个概念。他认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比中国任何一个区域都更有发展前景。“相对于北方,长三角在文化上更为开放;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的腹地更为宽广,它是以整个长江流域为腹地的,透过武汉城市群和成渝城市圈的崛起,已经依稀可以看到‘长江边的中国’的影子。”
而这一切能否成为现实,关键还要看上海这个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能否真正担当起龙头的地位。
上海市近年来把城市定位为“三个服务”,即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这样一个定位,和学者眼中的“长江边的中国”是不谋而合的。
在这样美好的蓝图下,长三角的增长速度却在2005年出人意料地整体滑落,自然引人关注。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长三角的快速发展?
专家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两个关键的因素却是长三角必须面对并解决的。一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体制性障碍。“能够做的前些年都已经做了,现在要推进的都是实质性的一体化,要用发展区域经济的思路来打破现行的行政区经济格局造成的壁垒。”二是结构性矛盾。“资源环境的压力,迫使原来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必须向低能耗、高附加值转变,长三角的产业集群不能再停留在国际产业链的最低端,而要向上游发展。” |